柳光宇教授：医学的本质与救赎

作为乳腺外科医生，他精于手术，长于乳腺癌早期诊断，谙熟于医患沟通，这一切都与他的经历有关。

“在乳腺肿瘤领域，沟通绝对是一种挑战，甚至比手术更重要。有效沟通带给我的十足成就感，不亚于一台行云流水的手术。”

事实上，有病人被他三言两语拦住归程，劝上了手术台，病理结果就是早期癌症；也有病人在术前一刹那，被他一再追问后，终于吐露真言，希望保乳。

“有效沟通的背后，是能听见病人的弦外之音，倾听的时候，要用心，要耐心。大多数乳腺癌病人，保乳还是切除，是横亘在面前的一道难选题。在了解事实的前提下，这道选择题她们内心是有答案的，她们这么选，我就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尊重她们的选择，乳癌病人的治疗，涉及社会心理学范畴，包括术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等，绝不是切除了事那么简单，我不是一个纯粹的开刀匠。”  

他告诉我，让病人说出真话并不容易，然而又极其重要。

“两个陌生人，短暂的相处要建立信赖感，是需要智慧的，考验医生的人文素养。而真正的医德，应该超越传统的道德层面，所谓的高尚是外界赋予的，我们面对病人，只能是共情，让她们在短时间内信赖你，点燃生命之光，至于何种方式，都无可厚非。”    

他坦言，第二性征的缺失并不是最痛苦的部分，有些病人还要面临着生命的流逝，要承受难以负荷的哀伤，这些哀伤细密地埋藏在患者的内心，吞噬着人的灵魂。

“患者与医生、与家属、与自己的联结决定了死亡的态度和选择。我对她们说的是，大自然为每个人准备了最后的疾病，这是不可违背的规律。鲜有人可以体面、有尊严地步入死亡，但真正有尊严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生命。即便在生命的末期，依然执着于生命与生活的欢愉。即便一切拯救都不可能，希望依然存在。”   

柳光宇，1975年出生在上海，他是家里唯一的一位医生。

“从小家里老人就希望自己将来能干技术，或者做一些研究工作。后来念高中，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高考时家人说，填的专业一定要对得起分数，当时学医分数高，不如当医生（笑），就这样进了上医大临床医学系七年制本硕连读专业。”

毕业后，本来打算尽早参加工作，当柳光宇教授把自己的决定向沈镇宙教授、邵志敏教授说了——这两位医术精湛、极有人格魅力的导师，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贵人，最亮的指路明灯。教授们都力劝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后，沈镇宙教授还亲自带着他去科教科，办理了在职博士的申请，这件事让柳光宇教授感激终身。

事实上，从1999年毕业实习时，柳光宇教授就已经进了肿瘤医院，当时并没有乳腺外科，次年才从胸外科分出了乳腺外科专业，单独组建科室，柳光宇教授是伴随着乳腺外科成长起来的。

“还记得做住院医生时，那种拼命往上冲，舍我其谁的狠劲，样样事情我都争第一。我在大学里读书考试都没有熬过夜，到肿瘤医院开始熬夜，而且是频繁的熬夜。我特别珍惜值夜班时间，会利用值班的时间在医院干很多事，吃萝卜干饭的修为，就在八小时以外。”

柳光宇教授说，做小医生时，总是不自信，就想着不停提升自己，是那次得来不易的出国机会，给了他提振信心的契机。而回国后，在两位老师的竭力推荐和扶植下，让他接触到这个领域的许多国内顶尖专家，担任一些顶级论坛、会议的国外专家的翻译或秘书工作，而对年轻医生来说，能够参加某些高级学术会议，即使去旁听也是甘之如饴。

“还有一件事对我的人生改变很大，回国后不久，邵教授和沈教授给了我一个特别的任务，去负责成立乳腺诊断部，我二话没说就接手了。现在看来，那是一个成为卓越的外科医生必要的修炼之一，犹如烛照明灯。”

两位导师当时让柳光宇教授负责的乳腺诊断部，是国内第一个乳腺定位活检诊断中心，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需要去完成。柳光宇孤身一人，带着一个护士，就把工作开展了起来，这算是他工作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

“那年，已不记清做了多少例乳腺活检诊断术，操作尽管都是小事，可能有些医生不屑一顾，但是，我得到的经验除了业务能力的提升，还有管理能力和流程设计的能力，这都是开创性的事物，错过了，这一路的风景就不见了。”

沈镇宙教授选中他负责乳腺诊断部时，对他说了一句。“在乳腺外科，手术机会何愁没有，不要先急于上手术台，有些事看起来慢，实际上影响着后来的速度。”柳光宇心领神会，这段时间的历练，使得他在早期乳腺癌的诊断上，有了一双火眼金睛。

柳光宇教授的刀法同样有鲜明的特点。他沿袭了沈镇宙教授的风格，手法干净利落。也有了自己对于一台“完美手术”的思考。

“快和慢都是相对的，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频率，过犹不及。有些手术，比如乳房切除后的重塑整形，根本快不起来，医生需要时间去打磨。”

柳光宇教授的病人实在太多，他无法再兼顾大型的整形手术，更愿意把时间省下来，与病人沟通，或者，做一些临床直接相关的研究工作。

“尤其在沟通上，需要付出极大的心力，乳腺外科的沟通很难，但是非常值得。”

“做医生多年，乳腺外科带来最大的成长是，学会读心。除了给病人看病，还要走近病人的心理。尤其是乳腺外科的病人，有社会心理学的种种诉求，体察内心的真实意图，是治疗最为关键的一环，有效的沟通，不亚于一台高水准的手术。”

他坦言，作为一个乳腺外科的医生，需要解决的除了躯体的具体症状，还有病人的真实想法——乳房关乎一个女性的健康，也关系着她的婚姻家庭甚至是尊严。

每一个手术，保下乳房还是切掉乳房，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所谓博弈，都要持续很久。一个优秀的乳腺外科医生，首先要学会剖析病人的思想，病人字里行间，言语闪烁中的小心思。

“有的病人坚决要求切除乳房，而有的病人坚决要求保乳——这两种病人是极端的，人数并不多。”

• 如果坚决要求保乳的病人，在临床分析下来，不得不切除乳房的时候，必须要和病人讨论乳房重建手术；

• 而坚决要求切除的病人，很多时候体现出极度的焦虑，她们对哪怕1%的复发都看得很重。如果对方意志坚决，最终还是会根据病人的意愿进行手术。”

但是，病人分布呈梭形。在其中占最大数目的，是那犹豫不决的病人。

有些措辞柳光宇教授十分熟悉，比如“我听医生您的”，“如果切除后不会复发”，病人们总能找出似是而非的选择，把皮球踢还给他。

“看似医生的选择权很大，其实是一种考验。说‘听医生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依从，从她内心来说是想保乳的，可是考虑到复发的机率。反复念叨‘切除后不会复发’的，以我判断，大多数是委婉的透露出想保乳的意愿，只是她们不能这么说，担心医生顺着意愿走，而不去选择一个最好的判断——其实，我们的判断根本不会根据病人的意愿有所改变，我们是根据专业水准、病理的情况、多年经验，最终决定手术方案的，不管病人决定如何——我觉得不行，又如何会让病人去冒这个险呢？”

柳光宇教授理解，大多数病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话里话外的弦外之音，是试探医生的想法，传达自己的意愿，但是这种模棱两可在有些医生眼里，就觉得病人不想保乳，因为病人从未提过“保乳”一词，然而，有勇气说出“我想保乳”的病人的确不多，这是病人的诉求与表达上的矛盾。

对此，柳光宇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对于有可能保乳的病人，先会下一个切除的决定，接着便可以观察到病人的情绪，有人就开始坐在床边郁郁寡欢，临到手术前几分钟再问她一遍，病人就受不了，把最后的情绪一股脑告诉了他。

“所以，手术不要过急，要给病人一点思考时间，把今后失去乳房的生活，想象清楚再做决定。”

对于保乳，过去强调的是家庭幸福，柳光宇认为这是次要的，而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如今占据了上风。

“大部分患者会认为自己不完整了，自信心受到打击，会更敏感，更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她的。”

曾有一个病人，向柳光宇教授倾诉术后的种种不如意，那个病人装了义乳，时时担心义乳移位，出门应酬或者办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心生紧张，到厕所里调整半天，这成了她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负担。

“乳房切除之后，有些病人的心理阴影会一辈子存在，从这个角度看，今后保乳手术的趋势不可小觑。”

也是从这个角度，柳光宇对人文医学有他的独特理解。

沟通的背后是责任，柳光宇教授清晰地认识到责任的重量，以及责任背后的人命关天，他必须用沟通化解一切险情，拦住一切即将发生的风险。

曾经有一位60岁的住院病人，穿刺只报了癌前期病变，遭到了病人女儿的强烈质疑，强烈要求出院。

“其实，我高度怀疑是乳腺癌。如果真的是癌症，不过就是早期，通过手术可以完全治愈。我不能放走她，不能放弃一个本该握住的生命。”

 柳光宇亲自出马，劝下了家属，同样，他需要承担风险——万一手术后病理切片结果真是良性病变，他可能拿到的就是一张医疗投诉单了。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怀疑前，他只能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说服病人。

“我对病人和家属说，穿刺的病理证据是我们的金标准，但也只是影像下的证据。”

最终，手术后的结果是一个原位癌，病理切片拿到家属手上时，家属才彻底信服。

“病人内心肯定是翻腾的，从焦虑到侥幸，从失望再到庆幸，坐过山车一样，这些我就不考虑了，我舒一口气的是，我为她心安了，感谢真的不重要。要是病人什么都没做就这么出院了，那才是后患无穷。”柳光宇教授淡淡一笑，惬意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