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死亡，其实在说尊重生命

2017-04-13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成文武 主任

你这一生不花力气就能得到的有什么？

岁数、死亡

当我们在说死亡

我们其实在说对生命的尊重

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

你第一次接触死亡是什么年纪？成文武的开场很抓人。他五六岁时，外公的妈妈去世了。那日在殡仪馆，他一路玩耍地跑到走廊尽头的停尸间，里头排着一张张铁床，包括外公的妈妈。这个小脚老太静静地躺在门口那张铁床上，成文武巴巴地望着，心想：今后少一个喜欢我的老太太了。

年纪太小，不知何谓悲哀，唯一印象是那里真冷。这是成文武对死的理解。

到了小学四年级，大队辅导员去世了。成文武作为学生代表参与送行，随着哀乐响起，他落泪了，“那一刻我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有了悲伤的感觉。”

高一时，成文武第一次思考死亡，令这个少年一夜无眠，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1988年，成文武进入医院实习，那是个毛毛细雨的午后，在急诊顶班的他遇到一个工程师意外身亡，他就在空荡荡的诊间独自陪着这具尸体一个多小时，直到家属赶来。

从事肿瘤姑息治疗，成文武目睹了太多死亡。“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对死亡会有不同的感受。直到真正理解死亡的那刻，你会明白：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还有坚强的心。”成文武说。

十年前就想跟年轻人说“死亡”

这次受邀谈生死，成文武很感慨，因为他10年前就想在大学生中开展死亡教育，当时无人响应。如今的大学生对死亡的认识是怎样的、想听什么，成文武琢磨着。

一周前，复旦的学生记者来采访他，成文武领着年轻人去查房。大学生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年龄相仿的患者，不同的是，病床上胃癌晚期的小姑娘活不过24小时。这天，3个大学生就守着这个同龄人，直到次日她离世。

“他们就牵着她的手，我看了真的很感动。那个姑娘走的时刻是温暖的。”成文武很感慨，他说，不仅医学院的学生，更多大学生都需要死亡教育、生命教育。

成文武说，死亡教育不等于传递这些死亡过程。

他至今记得，1999年他在香港看到给逝去双亲的小孩开的心灵辅导会，用以减少孩子的心灵创伤。最近，他又受到儿童绘本《当爷爷成了幽灵》的强烈触动。

“我们原来能跟五六岁的孩子谈死亡，还谈得感受不到可怕，反而是满溢着对亲情的怀念。

“我们不仅要关注逝者，还要关注生者，要努力让至亲活在心中，但悲伤不能留在心中。”成文武说。

守护生命，更守护尊严

“年轻人很渴望生命教育，只是以前这样的机会太少。”复旦生命关怀协会一名负责老师告诉记者，举办“生命文化节”是为了回应学生对生命终极命题的思考。

复旦一项调研发现，20多岁的年轻人思考死亡、生命的，比40多岁的人来得多。

本月起，复旦“生命文化节”将组织密集讲座，将邀请医学院士、哲学大咖、医学伦理大牛与学生聊“生死”。

用一名老师的话说，生命教育不仅是谈临终关怀，也是谈如何面对病痛、挫折，所以“生命文化节”的主题落在更宽泛的概念：“与生俱来”。

“什么是与生俱来的？　我并不认为与生俱来的是不可改变的，技术已带给了我们很多可能性，但反过来我们要思考科技对生命干预的疆界在哪里？生命的尊严应该是更重要的，现在一些技术的干预已触及到尊严的范畴。谈死亡教育，我们不光是为了守护生命，更要守护尊严。”

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王国豫说，思考这些，需打通文、理、医的界限，“生命文化节”是一个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