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

张明徽：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

疾病，是身体的一种非正常生理状态，疾病的进展会从肉体的不适过渡到心理和精神的异常。近些年，医院越建越大，病人越来越多，但医患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作为疾病克星的医学到底怎么了？

“有时能治愈，常常是帮助，终究是安慰”——这是一位医生的墓志铭，但却引起了无数医疗工作者的共鸣。近百年来，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医务工作者，怀着朝觐圣地般的心情来到美国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瞻仰他。

我们不禁要问，往往被冠以“起死回生，药到病除”的医学，尤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为什么医者却还深深认同特鲁多医生的这句话呢？特鲁多医生墓志铭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拜访了一直在积极倡导“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理念的清华大学医学中心细胞治疗研究所所长张明徽教授。

对此，作为医学研究者的张明徽教授同样深有体会。由于经常面对癌症患者，他深知，癌症已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高发病，癌症种类复杂且治疗技术多样而成为医疗领域的艰深地段。与此同时，中国的癌症患者对癌症的理解仍然停留在30年前，心理的恐惧仍然是各种疾病之首。

张教授深切体会到，癌症 的“治疗”不能仅通过各种医学技术去干预，还要给患者更多的人文关照，也更需要关注患者心理的康复和精神的疏导。

生物医学关注的是“病”，而非“人”
从20世纪中叶，生物医学思维主导的健康模式在西方就受到了诟病，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观势必导致对健康维护与促进的忽视。

同时，生物医学的还原论观念强化了“人是机器”（机械论）这一思维，这种思维定式使人们越来越倚重临床新技术的应用，而忽略了健康传播、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尤其在卫生资源分配方面。

美国哲学家伊凡·伊里奇曾大声疾呼：重心过度向诊疗倾斜的医学格局已经严重威胁健康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并列举了一组证据，命名为“现代医学的孽债”：过度诊疗已经成为健康的一大威胁，抑郁、院内感染、干预性残疾、功能紊乱等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纷至沓来，它们所带来的疼痛、疾病、衰老和死亡等个人命运中的苦难和宿命全都转变成技术问题（一切健康问题都是技术问题），事实上剥夺了人类以传统（身心灵抚慰）方式应对自身健康问题的权利和潜能，这种技术主义的医疗观已成为新的健康危机的源泉。

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医疗改革举步维艰，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对此，作为医学从业者，张明徽教授首先想到的是从医学本身进行自省：“医学不仅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方法来治疗疾病的医疗技术，而是一门集科学、心理、人文、哲学、逻辑、医术和神学与一体的综合学科。‘医疗’不仅仅是去除疾病，更应关注患者心理的修复和精神的康复。”

肿瘤的综合治疗

社会医学是对“人”的系统关照
什么是社会医学？张明徽教授认为，医学不仅是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的方法来治疗疾病的医疗技术，而是一门集科学、心理、人文、哲学、逻辑、医术和神学与一体的综合学科。

疾病是身体的非正常生理状态，很多疾病的进展会从躯体的不适过渡到心理和精神的异常，身心的双重打击是重大疾病患者（如癌症）都面临的，而心理和精神的打击会加速疾病的进展甚至影响生命本身。因此，对重大疾病进行心理干预、人文关照、精神疏导至关重要。
医疗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

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从生物医学向社会医学过渡的非常时期，张明徽教授作为医学从业者，发出了这样的倡导：“要将医疗的重点放在‘人’，而非‘病’上。医疗不单是‘治病’，而是对‘人’的系统关照。”
古往今来，“智者，仁心，仁术”的医者，社会地位较高，受人尊敬，今天何以造成互不信任的局面，甚至要针锋相对？

张教授提出了“医学科普及医学人文教育下实施医患共同决策”的观点。他认为，从生物医学到社会医学，也是中国当下医患矛盾化解的一剂良药。张教授基于自己临床研究过程和患者的交流相处的实践为基础，认为目前医患矛盾的根源在于缺乏医学共识。

而医学终究会是要从“生物医学”演变成“社会医学”，患者除了疾病的治疗，更需要的是精神的守护和心理的疏导，实现价值再现。医患共同决策不仅仅是患者与医生的共同决策，更多是患者家属、患者家庭甚至一个家族与医生的共同决策，任重而道远。

癌症治疗的社会医学模式

社会医学的落地与实践

社会医学涵盖了心理干预、人文关怀、精神疏导等方面，虽然我们的社会正在从生物医学向社会医学过渡，但在现有国情下，我国的各大医院更偏重于医学技术层面（生物医学），对人文和社会医学相对来说重视不足，社会医学很难被真正落实。

张明徽教授说：“在癌症患者的综合治疗中，心理干预，人文关照，精神疏导需要落地，如何在中国当下优质医疗资源紧张，医患矛盾激烈，医学知识普及度弱的国情下去践行社会医学对医疗工作者和社会医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个难题。我们需要一个集“生物医学和社会医学”于一体的医学研究实践基地，让社会医学研究和实践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