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要出去工作了”，34岁乳腺癌女教师的抗癌之路

闫宏微看着手机上的病理检查结果，勉强的笑容背后透着黯然的无奈。

为什么会得癌？目前全世界的肿瘤医生也无法解释清楚。已有的研究，都是冰山一角。

癌症发病率对全人群是一个可估的几率，但一旦降临到每个患者，就成了100%。

1984年出生的闫宏微是上海一名高校教师。

博士毕业后，她和相识于校园的丈夫吴载斌一起在上海按揭买房、结婚，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如果不是这场大病，生活原本可以安稳地幸福下去。

2017年3月，33岁的闫宏微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被诊断为晚期三阴性乳腺癌。

医生给她做了乳腺全切和淋巴结全清扫手术。但癌细胞并没有就此消亡，很快转移到了肺部。

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最凶险的一种，约占15%～20%，容易发生肺、肝、脑转移，总体死亡率较高。

之所以称为“三阴性”，是因为这种乳腺癌的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全为阴性表达。

如果发现癌细胞以上3种受体中的某个受体为阳性，相当于找到了癌细胞的“弱点”，医生就可以使用专门针对这个“弱点”的药物（也就是靶向药）来对付它。

而三阴性乳腺癌则非常狡猾——上面三种乳腺癌最常见的“弱点”，它一个也没有。

所以内分泌治疗和抗 HER-2 靶向治疗对它几乎不管用，只有化疗这一条路可走。

一年中的52个星期，闫宏微有36个星期都在化疗。

而第5次化疗复查的结果仍然是坏消息——她身上的肿瘤又增大增多了。

化疗往往容易耐药，需要根据病人的耐受情况不断更换方案。但不久医生就告诉她，国内可供选择的化疗药物已经很有限了。

铂类、紫杉、三滨、蒽环……这些常用的化疗药，闫宏微全都用过了一遍，不敏感。

而BRCA基因（乳腺癌易感基因）的检测结果也是阴性。这意味着，针对BRCA基因突变有效的靶向药奥拉帕尼，也与闫宏微无缘了。

回家后，闫宏微做了一个梦。

“爸爸，你们在说什么呀？”3岁的女儿跑过来。

“我们在说……以后爸爸妈妈出去工作的事情。”

吴载斌无限怜爱地看着女儿：“你有点伤心了。”

这里说的“出去工作”，其实是带妻子去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治疗乳腺癌。

筹钱、照相、联系医院、准备签证和面试……为了这一刻，闫宏微和丈夫做足了功课。

为了去美国治疗，全家凑了两万四千美元，但只够在美国的一次诊疗费用。

关于这件事，吴载斌想得很通透。

“你去了，钱一定是会花掉的，结果不一定会跟上海有太大差异。主要是给自己和孩子一个交代。”他觉得，只要还有一线生机，就应该尽力去搏一下，这样将来也不至于后悔。

去美国前，闫宏微在医院的许愿树前许了一个愿。

而后，她还去派出所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女儿改名字。

女儿的原名叫吴思妍（闫）。“谐音是就是她爸爸思念我嘛。”

但自从她生病以后，家里人觉得这名字不吉利，“人走了才需要思念”。于是商量着改成“吴怡臻”。

“我一个教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干这种事情，太尴尬了。”

填完资料，她又特意问了工作人员，以后还能不能改回原名。

“我就是在想，我要是真没了，就还用这个名字。要是活下来了就用新名字。”言语间，就像在说一个平常的玩笑。

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是世界顶级的肿瘤医院。在2016年，这家医院接待的三千多名国际病人中，有400多位是像闫宏微这样的中国癌症病人。

但如果没有保险，在这里看病是天价。

整整三十九天，闫宏微做了一次血常规检查，一次肺部转移灶穿刺手术，见了两次主治医生。两万四千美金已经花完。

“本来预期就是拿一个方案的，结果等了一个月，没拿到方案，被医生打发回去了。”

但就在回国的前一天，她收到了安德森医院的邮件：穿刺报告显示，她肺部转移灶的雌激素受体（ER）70%呈阳性。

这意味着，她肺部的癌细胞可能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三阴”了——她也许可以尝试内分泌治疗法。

仿佛在绝境中看到曙光，闫宏微带着喜悦回到国内。

还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那个熟悉的诊室，闫宏微满怀期待地给医生看美国报告。但医生的回答，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

闫宏微所就诊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中国顶级的肿瘤专科医院之一。而给她会诊的邵志敏、胡夕春教授，都是中国顶级的乳腺癌专家。

这个几乎颠覆的结果，也引起了肿瘤内科主任胡夕春和病理科乳腺组组长杨文涛的讨论。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肿瘤的异质性太强”造成的。通俗来说就是，每个肿瘤细胞都长得不大一样，在分裂和转移过程中会发生变异。

假如肺里有5个病灶，可能有2个是阳性，3个是阴性。但穿刺针很细，往往只能取到其中一小部分，不可能全部穿刺。

所以在安德森医院穿刺结果看到的“70% ER阳性”，很可能只是“管中窥豹”，整体的情况未必如此。

最后，胡夕春决定使用FES PET-CT技术，给闫宏微全身都扫一下，这样就可以看到每一个肿瘤的雌激素受体是阳性还是阴性。

第二天结果出来，仍然是阴性。

随后，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针对闫宏微的病情组织了一次多学科会诊。结果和之前一样，坚持了“三阴性乳腺癌”的诊断。

邵志敏告诉闫宏微，下一步治疗还是以化疗为主，胡教授会给她采用FOLFOX方案，也就是 5-氟尿嘧啶 亚叶酸钙 奥沙利铂的三联化疗方案。

在国内这样的医院，医疗水平并不比国外差。由于病人数量更庞大，国内医生的诊断和手术水平也比国外更加精准、高超。

可惜的是，希望的光芒才刚出现，就要破灭。

在美国花费十几万元测出的结果，就这么放下了吗？闫宏微不甘心。

一周后，闫宏微决定先相信美国医生的诊断。她准备去香港购买内地还未上市的的一种靶向药物——帕博西尼。

这个药被证明对雌激素受体ER呈阳性的乳腺癌患者有效，但价格高昂。当时，帕博西尼尚未在国内上市。

2018年5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对进口抗癌药实施进口零关税，并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2018年8月，帕博西尼终于登陆内地市场，较原先的审批流程提前了3年左右上市。

一盒帕博西尼21粒，大约3万元人民币。拿着香港诊所开的处方，闫宏微花9万买了三盒，这几乎是她一年的薪水。

“病了以后才发现，黄金算什么？随便一个什么靶向药都比黄金贵。”走在香港街头，闫宏微由衷感叹道。

之后的两个月，闫宏微每天吃一颗帕博西尼，过得像一个健康的人，期待着奇迹发生。

但第六次复查的CT结果再次将希望打回原形：每个病灶依然在增大当中，肿瘤还是进展了。

很多人和闫宏微一样疑惑。但其实，答案很清晰——这说明，她体内肿瘤的雌激素受体的确是阴性的，所以靶向药没任何效果。

即便真的是雌激素受体阳性，光吃帕博西尼也是不够的：

所以，如果自身不带有靶基因或靶受体，不建议盲目尝试靶向药，结果很可能没有获益，但花费高昂。

闫宏微尝试了几乎所有办法来对抗癌细胞，但一次次被证明是徒劳。这也是很多癌症病人的真实写照。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在中国，每天约有一万人被诊断为癌症，平均每分钟就有7个人。

虽然，人类距离“攻克癌症”还很遥远；虽然，肿瘤医生无法解答病人的全部问题，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控制肿瘤，延长病人的生存。

在肿瘤医院的走廊里，有太多的眼泪。

就像那个每次来化疗都化着精致妆容的胖阿姨。“我照样是积极地面对，不让人家看出来我是生病的人。”

节目播出后，丈夫吴载斌在微博上发布了闫宏微最近几次的朋-友-圈：

来源：闫宏微丈夫微-博-@-外-汇锁螺丝

是的，乐观的闫宏微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免疫治疗。

有研究指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的肿瘤细胞 PD-L1 阳性率为 20%、免疫细胞的阳性率为41%。这意味着，免疫药物PD-L1 抑制剂可能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发挥治疗作用。但是须提醒广大患者，国内外的检测方法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让我们为她祈祷吧。但愿在癌症的黑匣子里，仍有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