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救命药”谁埋单

《我不是药神》：昂贵的“救命药”应该由谁埋单？

黄杨子 孙刚 

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因涉及“救命药”“海外代购”等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电影剧情改编自真实事件，徐峥饰演的保健品店主在癌症患者的恳求下，成为某印度产仿制“救命药”的总代理商，由此引出了一系列关于法律、医疗和生命的思考。

这些用来救命的仿制药为什么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昂贵的“救命药”困局未来是否有突破口？

国产仿制药的困境：药企小而多，质量难保障

在《我不是药神》中，许多观众坦言看到了亲历或身边人经历过的故事：伴随一纸“重症判决”而来的不仅有身心的挣扎，更有“天价”的药品费用。

医疗界人士表示，影片中药品的原型格列卫是目前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效果最好的药物，2003年进入中国市场。患者林先生曾向记者透露，按正常疗程服用，每月花费高达2.4万元。

然而实际上，天价“救命药”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药企从业人员表示，为了平衡全球价格体系，跨国药企的新药在各国间定价差异并不大，仅在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流通差率等附加值上有所不同。“因此目前国内面临的首要重点问题是，没有足够数量的仿制药可满足患者的巨大需求。”

仿制药并非“假药”，指的是通过仿制专利药进行研发和生产的正规药物。目前已成为“第三世界药房”的印度早在1995年起就开始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开展低成本仿制欧美高价原研药的工作，且药价较原研药便宜上百倍，而中国的仿制药企业却面临着层层掣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蔡江南指出，“仿制药的研发过程除了摸清原研药之外，还涉及原料药、药品辅料等生产环节，但我国目前药厂的数量太多、规模太小，缺乏研发的技术力量，且资金很难保证，难以达到生产仿制药的水平。”

除了企业研发生产能力有限外，还存在第二个瓶颈：长期以来，我国在制度上对仿制药的审批、质控都没有明确标准，从制剂晶形、剂型到疗效几乎无把关。

2008 年后，我国多次进行了市面上国产仿制药的抽查，与原研药进行“体外溶出曲线”对比后，几乎所有国产仿制药都与“原版”相去甚远。

“好在2013 年起，我国出台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制度，目前虽只有一小部分药通过了一致性评价，但未来3年内，或许会看到整个行业的改善。”蔡江南说道。

昂贵的“救命药”应该由谁埋单？

电影一出，不少业内人士也忧心忡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医师柳光宇在微_信_公众_号发文中接连抛出问题：“救命药”的巨大研发投入应该由谁埋单？如果没有相关政策保护，未来还有谁会投入新药研发？“如果我们不顾市场规律一味对药企、医疗机构等进行道德绑架，最终损害的还是所有人的利益。”

因此在影片最后，另一个解决方案似乎给了大众新的希望：通过将药物纳入医保来解决高昂的价格问题。那么，这是否可行呢？

“在谈论价格之前，首先要做到能让患者有药可用。”蔡江南说，“尤其是没有可替代的救命药，应加快进口药品审批。”抗癌药关税降为零、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罕见病用药简化上市要求……

据悉，今年4月至6月，我国已有7款境外新药上市，另有201个境外新药正在开展临床试验或申报过程中，在大幅简化、加快境外上市新药审批程序后，新药引进速度加快1至2年。

去年，36种新药被纳入医保目录，其中不少是抗癌药品，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皆在此列。对患者而言，价格基本都下降了50%以上。

“但众所周知，医保资金有限，昂贵的抗肿瘤药、罕见病药等全部纳入医保并不可行；若要增加医保费用，钱从哪里来？”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卫生政策研究部主任何江江带来了一些建议。

“以欧美通过的孤儿药法案为例，重点对研发资助、税收优惠、审批申请费用减免、市场份额担保、快速评估承诺等进行了倾斜关照，但提高研发和市场准入积极性只是中间目标，患者的治疗可及性包括鉴于成本效果的治疗价值预估等，欧盟推荐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的孤儿药管理委员会，这值得我们借鉴。”

蔡江南也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基本医保之外，还有商业医保乃至慈善公益组织的力量。通过组合拳方式可发挥一定作用。”

据悉，商业医保目前在我国覆盖率尚不到5%，即便在发达国家，重大疾病的赔付也大多由商业保险覆盖，因此还存在非常大的增长空间。

“此外，由医保经办机构与企业协商共同制定合理价格再纳入医保目录范围，可更为有效地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和医保资金的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