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想做灿烂的火炬

　　有人将生命遭受重大磨难、重新开始的人生叫作“第三人生”。我得癌症已经34年了，我觉得我的“第三人生”就是把一天当成两天用。我是一个病人，但那并不意味着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当一个废人。我们俱乐部的口号就是，不要问社会给予我们什么，而要说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什么？因为，人活着要让自己有用。

　　11年前，54岁的袁正平因身患癌症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医生开的医疗鉴定上写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谁想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袁正平竟比正常人更为忙碌。

　　采访当天，他的日程安排是这样的：早上6点30分起床，到公园晨练；8点到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接受记者采访；9点为康复学校新学员上课；下午2点参加会议；4点赶至社区为俱乐部志愿者培训……他笑称，“忙得简直没有时间生病”。

　　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身患重病的他战胜病魔铆足了劲工作？

　　1980年，新婚才7天的袁正平因高烧被送进医院，医生诊断为晚期恶性淋巴瘤，并已转移到髋关节。刹那重击，躺在病床上的他，想到了死。

　　单位工会主席来医院探望，那是位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看到他满头大汗、拄着拐杖挪到6楼自己病床边，这样一个艰难却更顽强的身影，猛烈触动了袁正平：我为什么不能像他那样战胜疾病？

　　开始，是为了战胜疾病，为了活着，用袁正平自己的话说，“换了一种活法”。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从一开始站立5分钟会双腿颤抖，到最后坚持锻炼4小时。5年后，他奇迹般地重返工作岗位。

　　随着一起锻炼的人越聚越多，他有了成立抗癌组织抱团治病的想法。1989年，在一条弄堂内送牛奶的小棚里，上海市癌症复康俱乐部诞生了。一种群体抗癌的模式，渐渐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勇敢、乐观地活下去。下转◆5版（上接第1版）袁正平开始思索另一个问题：除了健康地活着，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因为，“我不想当一支短短的蜡烛，而要成为一支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火炬。”

　　1997年，上海音乐学院二年级学生谢恩不幸患癌，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之际，他在录音棚里站了5个小时，录下了自己的绝唱。谢恩去世后，他的母亲有个心愿：义卖这些儿子充满生命呐喊的绝唱歌带，将所得用于帮助10位和谢恩同龄的身患癌症的学生。就是在帮助谢恩母亲实现这个心愿的过程中，袁正平知道，自己找到了“还能做些什么”的那个“什么”。随之明确的，是人生的价值观——人活着要让自己有用！

　　“有用”，简单两字，却充满生命的尊严、意义、精神，尤其是对病魔如影相随的生命而言，更见越过千山万壑的灿烂。

　　在追求“有用”的人生道路上，袁正平将自己定位为一名志愿服务者。这位志愿者铆足了劲，马不停蹄工作：给癌症康复学校的新学员们上第一课《我的希望》，到东方医院的病床边为新来的癌症病人进行“话疗”，到青浦监狱进行一对一帮教，上电视节目开讲“第三人生”……

　　在追求“有用”的人生道路上，袁正平越来越忙，因为俱乐部已从初创时40多人发展成拥有15000多名会员的“大家庭”。从“新年送阳光，千人进病房”到“大型赈灾义演”，从“新会员康复营”到“参加世博志愿活动”，他带领会员们积极投身到志愿者服务中去。袁正平最大的心愿与努力，就是把“人活着要让自己有用”成为俱乐部成员共同的价值观，让生命即使饱受磨难也要不屈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