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26年（一）

乳腺癌术后26年——告女同胞（二）

1990年6月8日是我做乳腺癌根治手术的日子。我把这一天定为我获得新生的日子，因此我今年是26岁。

住院费押金需要2000元。因为我没有得到本单位批准转院治疗，所以没有转账支票。我自己没有这笔钱，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能够及时住院，我母亲拿出一张2000元的定期存款单，叫我立即取出先去交了入院押金。

5月31日住院后，先要决定请谁来为我做这关系生命的大手术。虽说北大医院是我的母校，可是肿瘤研究所我没有认识的人。那时不知道我的同学薛钟麒已经是位非常有经验的高年资大夫。我只好求助于肾内科我的导师德高望重的刘平教授。她为我亲笔写了封信，请求肿瘤外科主任黄信孚教授为自己的好学生做手术。

黄主任为我安排了术前的所有检查。许多项目都需要预约，所以等的日子大约一周。我心中无比焦急，因为乳房内那个肿块原来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现在变成疼痛难忍，影响我的睡眠。

最后一项是远红外线扫描，这个检查提示我的肿块是恶性。我的心中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肿瘤科总护士长查房，问我："知道自己患的什么病吗?"我说：“知道。”她说：“你知道要做的手术是破坏性的大手术吗？”我回答：“知道。”她又说：“你知道术后要做化疗吗？”我说：“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她告诉我：“恶性肿瘤术后是需要并且必须做化疗的，不然手术等于白做。谁也不敢保证手术中没有肿瘤细胞随着血液循环跑走的可能性。”这段话令我震惊，因为我院肿瘤手术后是不做化疗的。我也见过化疗的病人，越化疗越不行，很快死亡了。

我因转院问题的不顺利，对于我院心存愤懑。黄主任告诉我手术定在6月8日。我考虑是否应该告知医院？当初N主任在转院问题上是帮助过我的，于是提笔给N主任写了一封简短的感谢信，并告知了手术日期。

6月7日除了一直陪伴我的女儿，我的先生、弟媳都从秦皇岛市赶来了。医生向家属交待了手术需知，并由我先生签了字。弟媳为我洗了澡。

护士给备皮做着术前准备，给用了开塞露清洁肠道，晚间给吃了镇静安眠药。我很快就睡着了。

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值班护士叫醒。她说：“秦皇岛市你们医院来人了。我告诉他们你已经睡着，他们请求务必要见你一面。”

我出去看到我院人事科长孙凤诊及医务科副长。他俩背包握伞的还没有找到住处，从火车站下车直奔医院而来。他们说：“是代表医院一把手F院长来的，N主任上午刚接到你的信，立即报告给院长。F要求他俩务必在手术前一天看到你。”我感动的热泪盈眶，医院没有撇下我不管。

自从为乳房中这个肿块奔波焦虑着，我已经好久没有睡过好觉了，这一晚是在暖暖的心情中睡的最安稳的。

6月8日清晨，我的哥哥、秦皇岛市我的亲人们及医院的代表都早早来到医院。我已经换上了进手术室的衣服，同时自己洗着换下来的内衣。我哥哥哽咽着说：不用你自己洗，交给她们吧。

手术室护士来接病人，我自己走进了手术室，躺在手术台上。上午8:30开始手术，黄主任亲自为我切除左乳房内的肿块。因为是局麻，我听到看手术的大夫中有人小声说：“髓样癌！”术前我对乳腺癌的病理分型已经熟知。但是髓样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因为这是最恶的，而且是化疗无效的。

黄主任是一言未发，专心地取出肿物交给护士送冰冻病理。伤口已经被缝合包扎完毕。手术室墙上的挂钟整整是9:00。事后我知道这个步骤一般都是由下级大夫完成。

黄主任没有离开手术室，他就坐在手术台靠近我脚下的一侧。他听到我阵阵的咳嗽声，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说：“这些日子心情不好，感冒了。“他说：”你这可是院外感染。“我说：”知道。“他问我：“冷吗？是需要棉被还是毛毯？”我说：“要毛毯。”我的身上立刻暖和起来，不再感到哆嗦。

大约9:30,手术室的两扇门突然被推开，进来好多人。我知道已经被宣判为恶性，要接受乳腺癌根治的大手术了。我的心脏不免紧了一下。

术前黄主任跟我谈过了手术选择改良根治术式——即保留胸大肌。我知道我的母亲在1956年是做的传统术式，所以母亲的胳膊抬不起来，如果高举会立即掉下来。什么术式我全听大夫的，肯定是为我好。

麻醉科大夫到了我头前，她温柔地问我：“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胸闷，喘不上气。“她说：”马上就好，一会儿你就舒服了。“

醒来已经是下午3:00多钟了，我看到黄主任站在我的左侧。他检查着引流管是否通畅，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右侧臀部疼痛难忍。“他检查说：”可能是手术时间长，被什么搁着了。“他叫我女儿给我按摩。

我的身上有多根管子：输血的，输液的，导尿的，引流的，吸氧的。我那还不满16岁的女儿，刚刚从秦皇岛市卫校毕业，分配到我院工作。没有想到她第一个护理的病人就是她的妈妈。

我听说：因为上午非探视时间，我家及单位的人太多。护士让他们到医院中心花园去等待，病房里只留下我的女儿和弟媳。

冰冻病理出来时，那里叫：“谁是裘丽雯家属？“我女儿跑过去说：”我是！“病理科的人说：”怎么是个孩子啊？你妈妈是恶性的！“女儿奔跑到病房里扑到我的病床上嚎啕大哭：”怎么办？怎么办！我妈妈真是恶性的！她被误诊太久啦！“

弟媳边哭边安慰我女儿，告诉她下楼通知等待的亲人和单位同事。那两位同事立即到邮电局给我院领导打长途电话报告。

这个消息对于一个家庭无异于大地震的破坏性，全家人都哭了。我母亲觉得我的命好惨啊！先生一个大男人怎好痛哭？有痛只好在心里！因为误诊的癌症生存期是半年？一年？盼望着是五年！

黄主任每天数次来看引流管是否通畅，观察伤口并亲自为我换药。他说：“乳腺癌是无菌手术，本来无需抗生素。因为你呼吸道院外感染，所以静脉给应用了头孢类抗生素。”大约第3天，黄主任发现皮瓣发紫，他说：“可能需要植皮。”

如果在我院，哪位大夫给病人做乳腺癌根治手术，伤口不能够一期愈合，是会被人笑话的。但是在肿瘤所我看到，植皮是常见的。有的预先估计皮瓣缝合不上，术中就同时进行了植皮。

此后的一天下午，由我的同学薛钟麒大夫为我切除了坏死的皮瓣，并给进行了植皮手术。这是为了癌症预防原位复发的重要措施。

大约过了7天，黄主任告诉我病理报告。他说：“不是最坏的，但也不是最好的。”病理报告是：“左乳腺导管癌有管外浸润，腋窝淋巴结转移2/15“。黄主任说：”有管外浸润，淋巴结转移就意味着是2期；即使有一个淋巴结转移就被认为是全身，所以一定要进行化疗。一期的病人一般是无需化疗的。“

黄主任为我选择化疗方案是考虑再三。他说：“因为你是医生，如果给你太强的化疗药反应太大，你可能坚持不下去；所以为你选择较为温和的传统方案。”即：环磷酰胺600mg 长春新碱1mg 5氟尿嘧啶500mg/次/周，总共40次，打8周休息8周。

我从心理上接受了化疗，在出院之前进行了一次试验性化疗。黄主任是要看看有没有过敏反应。那天我预先在床旁的小凳子上放了一个痰盂，为了方便呕吐；可是一直到输液完毕也没有呕吐。

住院期间黄主任就让我锻炼，把手臂一点一点抬高，病人称之为爬墙头。到出院时，我的胳膊可以抬起了。

出院之前黄主任为我制定了完整的治疗方案。他说："1.你可以说得到了最好的手术治疗；2.定要坚持完成化疗；3.内分泌治疗：口服他莫昔芬5mg/日，共5年（因为我的肿瘤雌激素受体阳性）；4.免疫治疗：每周肌注干扰素100万单位，共2年；5.心理治疗，黄主任希望我看心理医生，说：如果不改变心理状态，按照我的情况有可能很快转移，或者在其他部位发生癌病变。

从短短两个多星期的接触中，黄主任知道我爱生闷气。遇到工作中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有人欺负我的时候，不容易发泄出来，而是憋在心里。当然我有癌症的家族史，是易感人群。另外自从我为我院创建肾内科的过程中，工作紧张劳累，遇到困难重重。这是一些外在因素。

我的出院诊断是：左乳腺癌T2N1M0。（T2指2期，N1指近淋巴结转移，M0指无远器官转移。）

总之，我罹患乳腺癌是不幸的；但是我又是万幸的。因为我转院到了母校——北大医院肿瘤研究所（现在的北医肿瘤医院），得到了黄信孚教授顶尖级的手术，按照他制定的治疗方案我都完成了。

当然整个化疗过程是极其痛苦的，大量脱发，食欲锐减，从3个疗程之后呕吐严重，最后两个疗程呕血，白细胞始终在2000左右，发生过肺部、尿路感染及带状疱疹等等。

我终于活下来了，而且比预期的要长了很多。我今年73岁了，再发生什么疾病去世，应该说与乳腺癌无关。

外孙女爱问我的救命恩人都有谁？黄信孚教授无疑是我最大的救命恩人。我终生感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