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心路】重生手记 ▏第六期

第一章 别让医生吓死你（五）

希望在我们自己手里

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是我成功获救最重要的环节。

我这样说，有个原因：大多数癌症病人，还有他们的亲人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力和选择权。他们盲目地跟随着医生的指挥棒，医生说什么就信什么，结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条错误道路。

医生们一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会说，医生的每个治疗方案都是经过病人同意的，没有谁强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药。如果医生认为你需要手术，他们就会对你详细描述手术台上的种种危险，还要征得你的签名。医生们也许相信，这就是让病人行使自己的选择权。可实际情况不是这么简单。由于对癌症的无知，更由于对癌症的恐惧，病人通常已经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属则更加情绪化。由于对亲人的爱，也由于“不惜一切代价”“竭尽全力”之类的信念，他们急切地选择所谓最好的治疗。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最昂贵的药一定是最好的药，医生提出的治疗办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当的办法。即使有人心存疑虑，面对医生的权威和死亡的威胁，又能如何？

妹妹和专家们又有过几次论辩，可惜没人认真理睬她。我们依然被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笼罩着，而所有坏消息中最坏的一个来自医生对手术的预期：为了避免手术伤及脑干神经而使我当场死在手术台上，只能切除颅内肿块大约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对付剩余的肿瘤，就只能靠化疗和放疗了。

现在到了我生病以来最难熬的时刻，也是最难过的关口：我们必须决定，要不要走医生给我们指明的路。

哥哥也从美国赶回来了，和妹妹前后脚来到我的床前。为了不让我过分紧张，他告诉我，他是出差回国，顺便才来看我。可我心里明白，他是专程赶来的。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心心相印，后来妹妹定居欧洲，哥哥定居美国，我做了记者终年周游世界。彼此天各一方，聚少离多，也很少通信，但是只要知道彼此“好好的在那里”，就会心中坦然。如今，兄妹三人竟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中重逢。

“其实不用回来，还没到非回来不可的时候呢。”我嘴上这样说，心里还是特别高兴。被亲情包围的感觉真的很好。它让人在危难和绝望之中感觉到踏实，感觉到温暖。

北京的早春依然寒冷。哥哥提议陪我到楼下走一走。我知道，他是希望我此时能有一种更加积极的心态。家里气氛过于消沉阴郁，出去透透气也许能够感觉好些。于是我被他搀扶着下了楼。

走出大门，北风迎面扑来，打在脸上有如鞭笞。我哆嗦一下，有点畏缩。

“没事儿的。”他鼓励我继续前行，“让人感冒的不是冷风，是病毒。”

我摇摇晃晃走进寒风里，大口呼吸，吐出的气息变成一团白雾，瞬间被吹散。我能感到一股清新的空气流向全身，脑袋也清醒了一些。哥哥想利用这个机会和我讨论治疗方法，问我需要他做什么。我却急于向他交代后事，语气虽然从容，话题却不轻松。

“我真的觉得死到临头了。”我对他说，“我对家里的一切都不担心。儿子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我操心。我最不放心的是晓东。”想到这可能就是我们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聚，不禁鼻子有点酸。我忍着，尽力用一种平静的语气接着说：“如果我不在了……”

哥哥打断了我的话。他不想让我陷在绝望的情绪中。他告诉我，回国前，他在美国访问了几个身患癌症的人，打听到一些治疗方法。他甚至还和其中一位女性癌症患者有过一次长谈。她在八年前被查出患了癌症，至今仍然快乐地活着。他看到她的时候，感觉到癌症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当然她也经过了一个艰难痛苦的治疗时期，包括手术和化疗。

我呢？我该怎么办？要不要让医生锯开我的脑袋？这真是迄今为止我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周围的朋友也一再催我们当机立断。医生还在督促，说是“不要耽误最佳的治疗时机”。所谓“最佳治疗时机”，就是不能再等那肿瘤滋长哪怕一分一毫，因为它随时可能压迫脑干神经，让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完全相信医生的预见。因为我们意外地发现，脑瘤没有像医生预言的那样迅速长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写着，我的颅内肿物“约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检查的结果是“2.5厘米×2.3厘米”。

两次检查间隔17天，从“2.5厘米”到“2.2厘米”，这变化相当细微，我却近乎偏执地相信它意义重大。我对自己说，也许我的死期没有那样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并非没有转圜之机。

“能不能证明它正在缩小？”我指着那一沓胶片小心地问医生。

“不能！”医生的回答很干脆，看着我的眼神明显表示这是一个外行的问题。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认为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至少不具有任何医学意义。他们解释说，核磁共振仪器是依据断层扫描的规则工作，每一断层间隔为0.5毫米。每一次扫描不可能在绝对相同的断层上。由于病灶本身是个不规则的球状体，所以不同的断面完全可能让影像直径出现几毫米的差别。

医生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仪器的技术误差。这在科学上讲无懈可击，也让我又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讳疾忌医。

就在这左右两难的纠结中，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其中有些东西被忽视了。

“但是，”我顽固地寻找着问题的焦点，“能不能证明它在过去两周没有长大？”

“应该是没有长大！”医生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晕的大脑忽然更快地运转起来，里面浮现出一个外行的逻辑：如果医生的预言不差——颅内肿瘤属于恶性并将迅速长大，不可逆转，三个月内威胁脑干神经，导致死亡，那么，17天之后的这次跟踪检查应当显示它更大了呀！

可现在，它竟“没有长大”！

既然它没有长大，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就有可能不是恶性肿瘤了？！

我知道这不足以成为推翻医生诊断的根据，但我觉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说，它给了我一点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隐约闪烁的一颗星辰。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

我的身体正在发出微弱却清晰的信号。与两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种种不适——头痛、眩晕、视觉模糊、眼球震颤、重影、畏光、失去平衡，总之，所有与颅内病变相关的症状，并没有更严重。这与最新一次检查结果互相吻合。

医生们可以解释为医疗器械的“技术误差”。他们行医凭借的是专业技能、机器和经验，可是他们不会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体。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人的生理状况千差万别，疾病也是五花八门。即使是同一种病，比如癌症，也是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癌细胞发生在千差万别的人身上，结果必定是千差万别的。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更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够精确地分辨出每一种情况。真正能够最准确、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体变化的，不是机器，不是医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当医生们看到的胶片影像和病人叙述不能吻合时，他们宁愿相信机器也不相信人。所以，当疾病猝然而至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康复之门的钥匙在我们自己手里。迷信医生的滔滔不绝，比身陷疾病的折磨还要糟。很多癌症病人医治无效，不是治疗方法不好，而是从一开始就选错了治疗方向。

这种想法开始占据我的头脑，让我更加不愿匆忙地做出决定。

我从床上爬起来，来到客厅，和家人一起围坐在沙发上。我一直都拥有他们的关爱，但现在，我还特别需要他们的智慧。我知道他们都有足够的智慧，能帮我避免错误的选择。

日光从窗户射进来，刺激着我的眼睛，泪水不停地流下来。这是颅内视觉神经受到肿物压迫而出现的典型症状。我不得不拉上窗帘，让室内更暗些，然后又戴了一副墨镜。哥哥和妹妹的到来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不少。晓东也显得平静了一些，开始详细叙述过去两周从专家们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有她寻找到的许多病例。接着，我们开始直截了当地讨论要不要立即手术。

这问题让晓东的情绪再次坏到极点，终于抑制不住，当场爆发出一阵痛哭。这些天她白天焦躁不安，晚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刻不停想着的就是这件事。迄今为止她手上的病例都在显示，走上手术、化疗、放疗这条路的大部分病人，在经过短暂的好转之后就会迅速恶化，然后悲惨地死去。这在她的脑子里勾画出一幅幅黑暗的图画，而她不由自主地把它们和自己丈夫的治疗前景联系在一起。有一夜她实在不能排解心中焦虑，拨通了在上海新结识的一位专家的电话，询问我的开颅手术的种种细节。这位专家不久前亲自看过我的胶片和所有检查报告，所以能够相当精确地解释晓东的所有问题。他花费了很长时间，既温和又有耐心，不料他所描述的手术前景让人更加沮丧。他坦率地说，这个手术即使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术后状况也不会比现在更好。那些纠缠着病人的症状——眼球震颤、肢体不能协调等，还有可能更严重些。这样看来，我的手术还没开始，就已注定不会成功。或者更准确地说，医生千辛万苦切开我的脑壳，并不准备治愈我的病，只不过是设法延长我的生命。这让晓东重新堕入一片黑暗中。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脑瘤已经造成的神经损伤，是不能修复和逆转的。”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由于头天晚上的电话，情绪又坏到极点，信心一落千丈。想掩饰也掩饰不住。”

现在，坏消息塞满了整个房间。晓东不喜欢“立即手术”的想法，对中医寄托着极大希望。妹妹却怎么也不相信中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讨论似乎无法继续。每个人都对国内的手术治疗前景增加了疑虑，可是谁也找不出理由拒绝手术。

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哥哥说，如果一个机器还能运转，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拆散了呢？他这是在开导我们，不要急于使用破坏性的手段。接着他又说：“如果你们决定手术，是不是认真考虑一下到美国去做？”他在美国生活多年，禀性之中已经融入很浓的美国色彩，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也从来不说假话——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在疾病这个问题上，他和我们一样，都主张不能对病人有任何隐瞒，而且最终要由病人自己决定应当怎么办。同时，他悄悄地为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回到北京之前，他就在电子邮件中和妹妹详细讨论把我弄到美国去治疗的可能性，还询问在美国做这种手术需要多少钱。在妹妹给了他一个大致的预算之后，他说，他还能付得起。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心血来潮。

然而多日来和医生打交道的经历，已经让我产生一种直觉，也可以说是一种信念：我必须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希望能够证明这一点是对的。我并不排斥西医的手术、化疗，或者放疗；我也不能否定或者回避医生的结论——恶性脑瘤并且迅速长大，不可能自我修复或者逆转；但是，我已经听见自己的身体发出不同的声音。过去两周，无论是仪器检查结果还是我自己的感觉，都没有证据表明脑袋里的肿瘤在继续恶化。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切开脑袋呢？

这样的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变得冷静从容。我们逐渐抓住了问题的焦点：现在不能确定手术是否不可避免，但可以确定手术并非迫在眉睫。我们还有时间等待和观察！

为了证明这个想法是出于冷静和理性，而不是讳疾忌医，我同意三周后再做一次检查，以确保对身体变化的最密切的跟踪。晓东本来就对外科手术和化疗抱着敌视情绪，好像允许别人切开丈夫的脑壳就是谋害亲夫，所以她坚决地和我站在一起。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我们要做出什么决定的时候，她就会说：“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决定：暂时搁置医生的“立即实施颅内肿瘤切除手术”的建议，继续观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扫描的结果，当然也包括细致入微地体会自己身体的变化。

西医好还是中医好？

朋友们接踵而来。我们不断地接受各种各样的鲜花、祝福、同情和关切，很快习惯了那些故作轻松的目光，习惯了在一种庄严的气氛笼罩下一遍遍叙述疾病的来龙去脉，倾听各种各样的鼓励、开导和劝慰。在亲友们絮絮叨叨的细语中，我睡过去，又醒过来，心里感谢上帝待我不薄，让我在最艰难的时刻有那么多温情相伴。可是理智告诉我，朋友们只是在为我做精神按摩。他们本能地躲避着事实最残酷、最令人绝望的部分，尽力让我心情好些。看到他们深情肃穆地把鲜花从起居室一直摆放到床边时，我不禁想到，他们也许正在潜意识里和我告别。当他们一边说着轻松逗趣的故事一边笑起来时，我听到了勉强、哀痛和忧伤。

直到有一天，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声音中带着喜悦。这一回，我听出他的兴奋发自内心，而不是专门做给我看的。

“刘太医要来给你看病。”他在电话那一头宣告。

我对医学界的人物知之甚少，但是对于“刘太医”这个名号并不生疏。他依靠“祖传秘方”治疗肿瘤的诸多病例，好几个月以来都是这个圈子里最神奇、最脍炙人口的故事，也让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江湖郎中”一下子变成当红的“中医世家”。多年以后他被公安机关逮捕调查，又以“制售伪劣产品”的罪名被检察院公诉，但还是不断地有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打来电话，向我们询问他的“治癌秘方”。

他的原名叫刘弘章，其“太医”的称谓，受惠于他的一位显赫的祖先。在风行一时的《刘太医谈养生》一书中，刘弘章自称，刘家源远流长的族谱中，有一位专为皇帝和皇后治病的御医，名叫刘纯。这位光彩夺目的刘氏先人生活在14世纪的明王朝，与明朝永乐皇后徐仪华有着表姐弟的亲缘。刘纯曾因未能治好徐皇后的乳腺癌而痛心不已，因此以毕生精力专攻肿瘤治疗。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段历史的确凿无误，他在书中讲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位御医弄来大批在押死囚，饲以剧毒物质，催生体内肿瘤，再以形形色色的药物配合起来给予治疗。在皇家的支持下，这一试验规模巨大，牵涉数以百计的活人，历时66年，直到15世纪中叶，最终形成一套治疗肿瘤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刘纯本人被明清两朝太医院尊为“太医保护神”，得享126岁高龄，死后将这治癌秘方留于后人。刘家因此成为代代相传的“治瘤世家”。

刘弘章诸如此类的叙述为他赢得了无数病人的信任。不过，没有人能够证实六百多年前这一试验的科学性，甚至没人能够证实它是否真的存在过，因为没有人能够从文献古籍中找到关于这个故事的只言片语。他们说，如此规模巨大且耗时悠久的一个事件，又是在皇家一手操持下进行，倘若真的发生过，不会不留下记录。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故事，进而暗示刘弘章是在撒谎。有些人进而指出，所谓“御医”之说也大可怀疑。他们说，尽管历史上确有刘纯其人，但他根本不是什么御医。几年后公安机关经过一番调查，果然认定刘的所谓“太医传人”的身世，都是子虚乌有。

然而我的这位朋友当时虔诚地相信刘弘章的故事。他口口声声都是“刘太医”，这不仅因为他相信刘的家传渊源，而且也因为他相信刘的医术。他对我眉飞色舞地述说“刘太医”别出心裁的治疗法术，还列举若干病例证明，经过“刘太医”妙手回春的癌症患者是如何感激涕零。好多病人慕名求医，踏破他家门槛。而现在，这位“神医”居然答应从天津跑到北京来为我治病。作为“刘太医”的忠实信徒，我的朋友认定，有这位“治瘤世家”的传人亲自登门，我的前途充满光明。

治疗肿瘤究竟是中医好还是西医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是我们的两难选择。老实说，我自己一点数都没有。这两大门派的相互排斥，早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几乎所有中医都会尖锐批评西医治疗肿瘤的种种方法，而大多数西医则干脆否认中医治疗肿瘤的作用。一位声望很高的西医专家甚至干脆对我们说，中医所谓的控制病情恶化和减轻症状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药不可能真正控制和缩小肿瘤。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对中医抱有希望，在西医对手术前景的预期如此糟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如今竟有一位“太医”从天而降，我当然乐得听从他的意见。

第二天下午，“刘太医”在朋友的引领下如约前来。晓东满怀虔诚，把他们一行人迎进门来。我也挣扎着起身相见。在我和家人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此人顶着寒风，驱车赶路一百多公里，直奔我家而来，仅仅这个情节便令我感动不已。我对这次治疗充满期待，摘下墨镜，努力睁开眼睛，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展现在“太医”面前，也希望能够一睹真人容颜。

在一片模糊重叠的人影之中，我很快感觉到面前这个人浑身洋溢着一种粗率的江湖气。他的身形既不高也不矮，薄薄的头发衬托着一张长脸。衣着松垮邋遢，不修边幅，喜欢高谈阔论。几句话之后，他便显露出自己最明显的特点：谈论自己的热情甚于谈论病人。他在说话时不断地将眼光在我脸上扫过，对我的反应非常留意，却并不急于询问我的病情。我知道中医诊断下药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想象中他也会如此这般，现在看来“太医”自有一套。他不像其他中医那样张大鼻孔嗅出病人味道，对病人自述的症状似乎也不关心，他甚至既不为我把脉，也不让我张开嘴巴露出舌苔。这让我不免生出几分疑惑。

他的书表明他是一个研究过西医理论的人，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对我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提出看法。看来晓东也抱着同样的希望，递上了那一大堆胶片，打断他的话头，请他查看，却被他挡了回来。就这样你来我往好几个回合，“太医”终于从那堆胶片中拣出一张，对着灯光草草扫了一眼，又放到一边。

“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着，就听见他说：“哦，还不止一个。”

什么意思？莫非我的脑子里面不止一个瘤子？

我急切地等着下文，不料他把话头一转，顾左右而言他。看样子“太医”对胶片不感兴趣，又好像在躲闪什么。我不由得在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他真的会看片子吗？

这个念头让我有点不自在。我这人一向“多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先打个问号。我担心自己“怀疑一切”的毛病又在作祟，不禁隐隐有一种内疚。也许人家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愿意当着病人的面说得太过直白。

晓东仍然锲而不舍地寻找自己的希望：有没有可能不是肿瘤呢？有没有可能是结核？有没有可能是脑血栓？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脑炎？就算是肿瘤，有没有可能是良性的呢？

“太医”对这一切问题都不给予正面回答。

“在我们中医看来，这些都是一样的。”他说，“肿瘤和结核是一样的东西。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也是一样的东西。”

“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全都大惑不解。

“对！一样。”“太医”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体内经脉不通，毒素淤积。西医叫肿瘤，我们叫淤积。肿瘤和结核都是淤积，所以我们对付肿瘤和对付结核的办法也是一样的。”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刘太医”的办法就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你是什么病，只要到他这里来，都是一个办法。但在当时，我对这种理论闻所未闻，不免为自己的无知觉得惭愧，还有点将信将疑。

晓东开始介绍西医专家们提到的那些办法，穿刺？伽马刀？化疗？放疗？开颅手术？还把专家的预测告诉他：如果不手术，恐怕挺不过三个月了。

“不要手术！千万不要手术！”“太医”几乎跳将起来，操着一口浸透天津味儿的普通话断然喝道，“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手术。”

“刘太医”是西医的激烈反对者。他排斥手术，排斥所有的西医治疗方法，排斥所有流行的“特效药”和“营养保健药”。在叙述这些看法时，他不假思索地使用一些最极端的贬义词，情绪激烈，器宇轩昂，声如洪钟，震得房顶嗡嗡响。按照他的说法，“PET的检查是有钱没处花”“化疗是把杀人刀”“穿刺会促使癌细胞转移”……尽管我已经在他的书中领教了所有这些教导，现在当面聆听，仍然为他那些激烈的言辞震惊。

然而还有让我更加惊讶的事呢。他甚至也排斥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中医。他认定，灵芝孢子没有用处，花旗参反而会让肿瘤细胞更快生长，冬虫夏草没害处也没什么好处……

西医不行，中医也不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喝我的牛筋汤和开胃汤。”他说，“先喝三个月。”

这是“太医”的两大法宝，他就是用它们来医治所有肿瘤病人的。了解这一点后，我们不禁如饥似渴地聆听“太医”讲述其中奥妙，虽听得吃力，但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尤其对他的信心十足印象深刻。

“牛筋汤”顾名思义，是用牛筋经过长时间文火熬制而成。“牛筋，”他抬起手来做出牛蹄子的样子，进一步解释，“是牛蹄上的筋脉，不是超市里的那种牛筋。”他反复告诫我们，超市里卖的那种牛筋不是牛蹄筋，是牛腿大筋，取自牛大腿部分，经过漂洗增白，样子好看，也好吃，但是已经失去药用价值。真正具有疗效的牛筋集中在牛的四蹄以及脚踝部位。此种蹄筋富含胶原蛋白。说到这里，他再次提高声音，阐述了自己独特的“太医理论”。与其他动物蛋白比较起来，他说，胶原蛋白有个好处，它进入人体之后可以把癌细胞团团包裹，不使扩张和转移。

“开胃汤”以四味药煎成。“刘太医”一面说，一面顺手拿过一张白纸，铺在茶几上，大笔一挥，写下药方，动作异常熟练潇洒。按照他的解释，这“开胃汤”功效神奇，不仅能增加病人食欲，通便利尿，而且还能激发病人体内吞噬细胞的活力，促使它们更积极地跃马扬鞭，杀向癌细胞。

“刘太医”循循善诱，不厌其详，花了半个多小时为我们扫盲，他的这一大堂启蒙课让我明白了，这世界只有他的办法才是救命良方！

末了，他为我们勾画出一派光明前景：“喝它三个月，瘤子应当不会进一步长大，还能缩小一些。”

“缩小多少？”晓东追问。

“缩小10%左右。”

“然后呢？”

“然后……”他笑了，带着几分神秘，“然后，我视情况开给你‘控岩

散’。”

他终于说到了“控岩散”，让晓东的精神为之一振。她读过“刘太医”的书，知道这是刘家独门秘籍，专门用来杀死癌细胞的，所以赶忙请教“控岩散”的疗效。

“前半年能让瘤子缩小30%。这以后就会慢一些。”他回答。

“整个疗程要多长时间？”

“四年！”

“四年？！”

尽管这时间长得让人难以忍耐，但还是在我们面前亮起一缕希望之光。我心里有点激动，觉得生命重新回到体内。

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太医”：

“为什么不是现在就用‘控岩散’呢？”

“现在？”“刘太医”看看我，脸上再次绽开一片笑容，“急嘛！现在病人体质太弱。这‘控岩散’里含有鲨鱼胆，有毒的。猛然上了药，病人一下子受不了，还会把瘤子箍得更结实、更坚硬，以后就更不容易缩小啦。”

我们迫不及待的样子一定让“太医”特别满意，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语气更加权威和热烈。他告诉我们到哪里去买那些牛蹄筋和中草药，还特别关照要用经过改装的电锅小火慢炖。这种电锅容量巨大，至少有12升，耗电功率却只有350瓦，只及通常电锅的1/8，所以从加热到开锅需要两个小时。他一再强调，若不是这样慢慢煮开，就会把牛筋煮硬，以至营养和药用成分不能充分溶解在汤中。

我正在发愁到哪里去买那特制电锅，他顺手一指：“我已经给你带来了。这是我自己改装过的。”

这时我才发现，墙角处多了一个大纸箱。对他这雪中送炭之举，我们不禁心生无限感激。

他又把熬汤的方法说了几遍，直到确定我们不会犯下愚蠢的错误，就与我们告别，不收分文出诊费，连熬药电锅的钱也不肯要。这一行人一阵风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气息包围着我们：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过三个月，我还用得着他那神奇的“祖传秘药”吗？

晓东看着我，眼睛里同样有一种焦虑和犹疑。我知道她在想同一个问题。

“三个月”！这个时间表里潜伏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按照西医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不立即实施手术切除肿瘤，这就是我的死期！如果我不经手术治疗还能活着，那它就不是恶性肿瘤！

这样看来，三个月后，我无论是死是活，都用不着“太医”的灵丹妙药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