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不化疗—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

我对化疗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是因为与癌症结缘,才留了一点心。结果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医术能像化疗一样如此声名狼藉,却又如此广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经知道,癌症治疗有它自己独特的困难之处。你如果得了别的什么病,手术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经治愈。你如果得了癌症,手术的成功仅仅意味着治疗的开始。此后化疗、放疗,或者别的什么“疗”,轮番上马,都是正常的程序。


所以,我在忍受着术后创痛的同时,也被纠缠在一个问题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疗?


为了找到答案,我决定去看肿瘤医院冯奉仪大夫的门诊。


我对这次门诊有一种特别的期待,就像几周前对刘向阳大夫的期待一样。就诊之前我特别做了一番功课,把自己对化疗的了解细细梳理一遍,做好与专家对话的准备。


对于化疗的种种批评之声,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越来越强烈。比如有的中医就坚定地认为,“化疗是把杀人刀”。这话的意思是化疗无异于医生在谋杀病人。


我想,这种评价过于极端,对化疗来说也不公平。的确有很多癌症病人在化疗之后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对化疗生疑。但是,也确实有很多经过化疗的病人延续了生命,甚至痊愈,让人相信是化疗之功。我的母亲就是一个例证。她77岁那年得了胃癌,在实施胃切除手术之后辅之以化疗药物。手术大夫当时对我说,她活不过一年了,可是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她仍好好地活着。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肿瘤患者使用了化疗。毫无疑问,化疗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化疗也有很多失败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优点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过去几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发现,用化疗对付肿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却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临床的化疗药物,杀死的正常细胞远远超过它们杀死的癌细胞,结果导致病人普遍地出现感染、发烧、脱水、呕吐、厌食和全身衰竭。


一项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化疗副作用的实际发生率要比临床试验预测的水平高3至4倍,而没有化疗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疗的比例反而较低。这一结论是在调查了至少3.5万名经过化疗的癌症患者后得出的,所以应当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


在国内,不少医学专家表达了几乎同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化疗在治癌的同时可能导致新的癌症。(详见《业内人士披露:化疗可能诱发新的癌症》,2006年4月27日搜狐网,据《金陵晚报》记者陈艳萍报道)


很难在临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却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


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过去几十年,他以外科手术加上化疗放疗的方式治疗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却发现,尽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一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在人的各种特质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资深位重之人,还能从容平和地检讨自己的得失,就更加叫我敬重。


汤钊猷教授在中国肝癌治疗领域里享有极高声誉,兼有医生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对我来说分量格外重。他的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


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2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详见2009年10月15日《健康报》,记者胡德荣报道)。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协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需采用化疗。(详见2006年6月14日《科技日报》,记者倪永华据《德国世界报》报道)


在临床治疗的领域里,即使是化疗的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


据说当年蒋介石当初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化疗”也是这个逻辑。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杀得吃了就吐,滴水难入,全身衰竭,赢弱不堪。


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个慢性病(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有详细谈到)。我需要的是“论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有可能适得其反。


见到冯奉仪大夫时,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些想法,既坚定又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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