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病十几年的经历---9
2004年初,非典已基本上全面控制住,大眼妹妹也结束隔离回到了医院,几个月不见瘦了不少,人也憔悴很多,虽然安全释放,但是我见她并不高兴,估计是看多了生离死别,加上同事朋友也有不幸感染的,心情失落吧。我们没有预想的见面后感情迅速升温,而是进入了一种比较微妙的平衡,就好比感情进进入了瓶颈期,我也在反思,不过我是个比较大条的人,也安于这种状态,本身也没对感情抱着太多的奢望,当时想,即使这样结束,对我来说这段经历也足已够我回忆一生了。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的过着,有事没事我们继续见面,叫上共同的朋友出来玩,但总感觉亲近中多了一些疏远。感情这种事不进则退,我隐隐的有了些不安。
从中日出院以来,我的病情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蛋白还是降不下来,下半年的一次检查后,于主任对我的病情有点悲观,建议让我住院治疗,我对住院也习惯了,当时就开始排队,因为非典结束不久,医院里面人不是很多,不到一周就接到了住院通知,但是这次我没有像当年去中日一样的欢天喜地,也许是因为对协和的不熟悉,也许是对自己病情的悲观,也许是开始有了一些割舍不下的人和事情吧。
当时的协和免疫科病房在他们那个百年老楼里面,楼虽然老,但是很干净,我们的病房是一个大屋子,里面用木板隔成了一个个单人间,没有顶子,上面是通着的,协和管的很严,不允许串病房,加上都是单人隔断,比较隐私,也没办法互相沟通,顶多左右邻居说两句,无聊至极。
住在协和的日子里面,大眼妹妹一有时间就来看我,尽到了一个女朋友的本分,我的确很感动,后来想想,也许是因为我非典时期良好表现的一种报答吧。但是那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还是挥之不去,不知是我过于敏感,还是事情的轨迹本是如此。
我在协和住院期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没什么和病友太多的交流,我右边住的大哥是国安的一个处长,人不错,和我一个病,发现后就从国外撤了回来,在总局做文职,这次也是复发进来的,有事没事我两个一起走廊抽烟,侃侃大山。排解一下无聊。右边的小女孩背景更厉害,叔叔是国家工商总局前三的领导,可她的病挺重的,家里人轮流陪她,好像还要做免疫吸附,小姑娘挺悲观,天天都能听见哭泣声。
我在协和的住院医是冷小梅,主治医是赵岩,那会他们都是年轻有为,意气风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每天晚上都能看见他们加班,那时候赵岩正在做免疫吸附的课题,我和他探讨过我的病情是否可以做,他说我太轻,不用做,我靠,我这样还轻?
协和的医术真不是吹的,入院后开始治疗,不知不觉一个月,蛋白1.0以下了,C3C4也上去了,两个月出院。结束了我短暂的,没有快乐也没有太多记忆的协和之旅。
出院后,不到一个月就上班了,也没什么激情,天天数着日子过,大眼妹妹和我见面的时间也不知不觉越来越少,我也不是那个死缠烂打的人,加上对自己病情的自卑,也没有太多的去刻意维持,顺其自然。年中的时候,在和大眼妹妹一个月没有见面后,接到了分手的短信,我也是有心理准备的,不过还是有点悲伤,毕竟是第一个女朋友,尝过爱情的滋味后,谁都会留恋的。我也尝试了努力,也和她的闺蜜还有朋友了解,她们告诉我,大眼妹妹近半年一直情绪不好,不过也没有其他男朋友,追她的人但有几个,不过她也没有同意,她的朋友们也不知因为什么,当然她们并不只知道我的病。
失恋的我越来越消沉,虽然偶尔会打个电话给大眼妹妹,但也就是一些不咸不淡的问候,对自己的病也不上心了,继续吃着药,但是复查好久没做,大眼妹妹的朋友有时也会打电话给我八卦,说不少人追她,但她都没同意,估计等着我呢,我听了后一笑了之,没放在心上。那会的感觉就是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得病我都没有这么失落过,对,就是失落,不是伤心不是痛苦,我觉得这可能是必然的,因为我的病,该死的狼疮。
时光冉冉岁月如梭,这么写是因为那会真是度日如年。过了几个月,我的左腿开始痛了,不是关节,是小腿肌肉。当时根本不在意,天天昏昏僵僵的混日子,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到家上上网歇会就睡觉,日复一日,天天过得倒也平淡,到了年底,春节放假,我的腿越来越痛了,本不想去医院,但是真的痛的受不了,晚上睡不着,白天起不来,走路都要一瘸一拐的,左腿根本使不上力气,肿的发青,那会还以为是肾脏的问题,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不想去医院,但是我还是怕死的,没有停药,一直到了大年二十九,已经不能双腿走路了,只能蹦,一蹦左腿还痛的更厉害,记得春节晚会好像都没看,我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关节痛而已,也没让老头看见我的腿,初三基本上就不能下地了,强忍着到了初五,打车去阜外,一查血脂高上了天,大夫都说我没脑梗心梗就庆幸了,特别奇怪我这个病怎么能拖到这个时候,也比较佩服我的忍痛能力,最后确诊左下肢静脉血栓,可能要拉栓手术,不过我怕痛也怕麻烦,选择了保守治疗,打肚皮针通栓,正在我自怨自艾的时候,就在初五的晚上,我转运了。所以说,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只要坚持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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