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经验】妈妈卵巢癌Ⅲ期C，八年零3个月的艰难历程

2016年8月27日中午时分，我妈妈侧卧在病床上，胸脯艰难地起伏着，但是人已经没有任何反应。我感觉不好，呼唤护士上监测仪，想看看妈妈的心跳和血氧情况。监测仪拿来了，指夹扣在妈妈手指上，仪表上却没有任何显示，心跳、血氧这些以往熟悉的数字都没有跳出来。护士说，患者的手太凉了，握住妈妈的手给她温暖，但还是量不出任何数字。除了妈妈一起一伏的胸脯，没有其它迹象显示这还是一个活着的人。

　　护士们把袖带缠在妈妈已经瘦成一根骨头的胳膊上，给她测量血压，这次监测仪上有反应了，115/70。看到这个数字，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血压正常，说明妈妈至少还可以撑过几天。

　　护士把血压计的袖带撤下来以后，妈妈胸脯起伏的节奏渐渐慢下来，随即停止了呼吸。正午娇艳的阳光从窗口洒进来，布满了整个病房，窗外湛蓝的天空和点缀着的几片白云看起来是那么美好，我的妈妈却在这个时刻永远离开了我。

　　因为照顾妈妈的病，这8年以来我成为医院肿瘤科的常客，也亲眼目睹了我父亲的过世。妈妈没有像通常临终的病人一样，出现眼球上翻、蹬直腿或者一口一口咽气的状况。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给她买东西吃，然后就呼哒呼哒地喘粗气。我走到她近前，她的左眼皮跳跳的想努力睁开看我，但还是闭上了，这是她在人间的最后一暼。从那以后，她再没有睁开过眼睛，直到停止呼吸。

　　我不敢跟她说话，不敢握住她的手，也不敢去触碰她的身子，生怕惊扰了她，让她惊醒过来，再次堕入无边无尽的痛苦的炼狱。她睡过去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我给她擦洗身子的时候，一边擦一边跟她说，“妈啊，走了就不遭罪了，走了就不遭罪了”，这是我能为她做的最后的事了。

　　妈妈的卵巢癌发现得很晚，那是2008年5月7号。当时我碰巧要回家办事，飞机降落在家乡机场的时候，我望着机舱外灰暗的天空，心中涌现出一种莫名的悲凉。有人说这是母子连心，我的第六感醒来了，我解释不清楚，但确实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家里，我发现妈妈晚上睡觉的时候，偶尔有一两声轻咳，这不是感冒引发的咳痰，也不是剧烈的干咳，但我却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妈妈的身体出问题了，而且是性命攸关的大事。

　　第二天，我赶紧带妈妈去医院检查。妈妈从门诊出来，呆望着我说，医生问有没有家属一起来的，要你过去说话。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地上，要什么病情才只能跟家属说？我惴惴不安地推开门诊的房门，一位中年女医生见到我就焦急的喊出来，“你妈妈那是卵巢癌！必须马上手术，马上！”我的天塌了。

　　医院的走廊上，妈妈一脸安详的望着我，我强忍内心的恐慌，跟她说，“妈，你可能需要做个手术，不过问题不大，做了就好”。这一次我没有告诉她真实的病情，我接受了以往的教训。爸爸患胰腺癌的时候，我满以为平日里勤奋、坚毅、沉稳的父亲一定可以像书上的英雄一样，临危不乱，做个抗癌明星。但接下来的事实让我震惊了，在我和妈妈当面告知他的病情以后，当天晚上，他自己去厕所的时候“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我抱他起来的时候，他浑身滚烫，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虽然爸爸一句话都没说，但我却感受到他内心里深深的恐惧和绝望。这一夜一定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我不知道他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即将到来的巨大恐慌。我知道自己错了，爸爸对死亡的降临并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他的意志被突如其来的病魔摧毁了。

　　对死亡的恐惧是生物本能，因为被赋予了这个本能，生物个体才能在面临危险的时候自我保护，从而实现种群的长期生存。但这种本能也成为痛苦的缘起。我曾经看到报道，一只牛在看到同伴被宰杀的情景后，奋力一跃冲出围栏，冲过田野，在公路上狂奔，它想逃脱这不可避免的命运安排，虽然这种逃跑是徒劳的。这是死亡恐惧在动物界的生动案例。对人类来说，特别是年轻人、中年人每天面对世俗的尘嚣，似乎从未正面思考过这个问题，也从未想过有一天与死神面对面将如何自处。那一年我父亲58岁，在看到死刑判决书的那一晚，他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他恐惧到浑身发抖，他恐惧到无法行走，第二天就不得不在床上排便了。

　　妈妈直到进入手术室，都不知道她患了妇科肿瘤里生存率最低的卵巢癌，而且一经发现就是极晚期。癌症的分期一共4期，前面3期每期里还有abc三个小的分期，到第四期基本上已经转移到全腹腔甚至肺部、淋巴、血液，所以4期就没有小分期，就是终末期了。但因为不知道自己病情的危重情况，她的精神面貌尚可，没有像我父亲那样恐惧到崩溃的程度，这一点对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关键的。相当一部分癌症患者是被吓死的，这并非耸人听闻，特别是中青年肿瘤患者，他们对人生对未来充满希望，从未想到过如何面对死亡，所以这种精神上的暴击伤害，往往促使他们的免疫力急遽下降，对治疗手段缺乏依从性，甚至赶在肿瘤增殖到足以威胁生命之前，就匆匆离世。

　　妈妈在手术室里的时候，我坐在患者家属等待区的走廊上，看到穿着绿色麻布手术衣的外科医生们进进出出，呼唤着患者的名字，然后把切下来的病理组织给亲人们观看。

有一位肝癌患者切除了一叶带着锐角肝尖的病患组织，还连着一根肋骨一起被外科医生拿在手里，医生隔着塑料手套将切下来的肝组织向外展开，我在旁边清晰地看到了呈现菜花状的癌肿，眼神呆滞的家属看着医生手里血糊糊的肝叶和白色的肋骨，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手术后必须让家属亲眼观看切除下来的器官，但这个流程也是把家属的心放在手术台上切割啊。

　　我在手术室外面等了2个多小时，才听到有人呼喊我母亲的名字，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狂奔过去，听到出来的女医生说，“患者的情况非常严重，整个大网（膜）呈饼状布满瘤结节，腹膜泡在腹水里太久，都糟烂了，止血钳夹上去就破溃，我们都很难处理。。。”，我的心再一次沉降到冰水里，太晚了，太晚了啊，作为儿子我没尽到责任，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提醒她去医院做必要的健康检查呢，为什么，我真是一个不孝的混蛋，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妈妈的身体健康，我以为她可以像姥姥那样从来不得大病，不需要孩子们围在身边伺候，但这一次我如何才能挽救你啊，我的妈妈。

　　走廊的电视机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突如其来的灾难，破碎的街道、记者们焦急的声音、断壁残垣旁人们惊慌失措的面孔，那是新世纪以来国家面临的最大自然灾害——汶川大地震的当天。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妈妈进手术室的日子，2008年5月12日。

　　这一次手术切除了妈妈的双侧卵巢，因为子宫与结肠出现浸润和黏连，所以子宫只做了半切，这就像中箭的人被医生剪断了箭杆，外面看没有伤处了，但主要病患都还在，这也埋下了后来妈妈术后复发的隐患。因为妈妈患的是妇科肿瘤，所以当时我给她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入的就是妇科，既不是肿瘤科也不是普外，而是妇科。作为妇科医生，面对我妈妈结肠、小肠、肝表面布满的瘤结节，想来也是束手无策。做结肠切除绝非妇科医生所能胜任，况且即使切除部分结肠，小肠和肝表面的瘤结节也是无法切除干净的，这就是卵巢癌晚期患者的宿命，只能做肿瘤细胞减灭术，尽可能减轻瘤负荷，但已经无法根治，术后复发几乎是百分百，只是复发的时间间隔有所不同。

　　术后的妈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快乐时光，一切从表面上看是那么顺利，术后的排便排气都如期出现，到术后第八天，她已经开始赶我离开，要我回去上班了。妈妈不想给儿子添麻烦，一直到她最终出现病危状况，她始终坚持着拖着严重腰脱的病体，一次次去医院复查、化疗，自己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自己一个人接水、买饭、上厕所，几乎从不主动叫我回去陪她。有一次她端着滚烫的开水杯滑倒在水房地面上，头部距离铁硬的水箱只有几寸远，她也只是在我回来探望她的时候，才轻轻地一带而过，仿佛摔倒的不是她，仿佛她自认为所有的危险都应该由她自己来扛过去，与我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儿子毫不相干。

　　妈妈第一次接受化疗，是在术后半个月左右，虽然我一再跟她说，她的情况只是“交界性肿瘤”，是介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一种状况，但作为医生，必要的化疗还是如期安排了。第一次化疗直接摧毁了妈妈曾经健壮的身体，出院的时候，她不再是那个术后第8天就吞咽鸡腿套餐，在电话里笑着说“我已经好了”的老太太，她第一次哭了。在电话里，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哎呀，儿子，我已经化、化、化疗了，我不行了，我的病是癌，要不怎么会化疗。现在我不走路都浑身哆嗦，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听着妈妈的哭诉，我身上的汗水湿透了衣衫，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虽然“交界性肿瘤”的谎言还是要重复，但妈妈显然已经开始忧虑自己的生命，残酷的现实正在逐渐向她展开恐怖的一面。

　　第一次复查的时候，我赶回来陪着妈妈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其后的一系列检查和治疗，也都是在这家医院进行的，以至于妈妈留下了三十多次住院记录，让病历科室的医生也不由自主地说“这太壮观了，整整三页都是住院记录，一般这种患者很难坚持这么多次的治疗。”复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很惊讶，术前曾经高达500多的CA125指标降低到了12.5，这不是好了吗？因为CA125的正常值范围在0—35之间，仅仅经过一次不完善的手术，加上一次化疗，肿瘤标志物就回到了正常区间，我很开心。那时候的我，对卵巢癌的了解也仅限于判读CA125指标，我并不知道，其实多数患者在复发前的首次治疗中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但这与患者的预后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像所有癌症患者都必须经历的一样，化疗带来的脱发、手脚麻木、骨骼酸痛开始折磨妈妈的病体，但CA125指标的大幅度下降还是给她带来了信心。她忍受着身体上的痛苦，但却重新拾起了活下去的勇气。第一期六个疗程结束后，妈妈不再进行任何相关治疗，甚至连必要的复查也不去了。虽然我在电话里一再提醒她复发的危险，但她已经开始出现满不在乎的态度，“你妈肯定活到八十岁往上，儿子，别担心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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