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父母，感恩党

      我曾在六年前写过一篇缅怀母亲的贴子。昨天看到觅友同一篇题材的文章，作者感情细腻，记述了母亲辛劳一生为家庭默默奉献的若干场面，读之令人心酸，浮想连翩，不禁又想起我离世已20多年的父母亲。（18年5月文稿中已有叙述从略）1920年母亲出生于一个大户人家，上有三个哥哥，只有她一个女儿，极受父母宠爱，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优裕生活。那时候大户人家女孩还时尚裹脚，但母亲脾气执拗，不听父母安排，坚决反对，长大也长成一双普通人家女子的大脚。从那时起，命中好象也就注定她会成为一个依靠自已双手生存的普通劳动者。1940年初，我外祖父患有急症，找到当时刚开业行医不久的父亲，经过父亲精心治疗，外祖父很快痊愈。外祖父母看到父亲待人和气，医术不错，在周边群众心目中口碑也好。找人做媒将女儿许配给父亲。

      父亲出身贫寒，13岁就到中医舅舅家做学徒，受师兄影响，思想追求进步。在舅家学了近十年，39年，时年22岁的他学成到雁伦孙庄开业。他知道贫苦百姓看病不易，因而对穷人看病从不计报酬，他还晓得新四军是打鬼子的队伍。那年新四军陶勇部队在江都嘶马战斗留下四名伤员，当地地下党请父亲救治，父亲毫不犹豫应允，精心治愈以后还资助路费让他们归队。由此地下党把父亲作为发展对象。40年5月经地下党民运队长丁翔文介绍加入地下党组织，并任区委宣教委员。

     父母婚后，区委为发展组织，安排父亲到相距二三十里的里下河村庄周陈，仍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工作。在那儿父亲发展了俞桂馨等三名党员，策反了当地乡保长顾广明等，获取了不少情报和枪支，并成功掩护了区委领导戴盟脱离危险。由于成绩斐然，得到党组织的赞赏。临近解放，形势紧张，46年新四军大规模北撤，不少地下党员随军北撤，父亲也欲跟随部队前往，但组织认为父亲没有暴露，仍把父亲留在敌占区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直至48年春上级领导（戴盟）还与父亲有连系。后来父亲工作地区相继解放，行政区划不断调整，领导调动频繁。父亲多次向组织汇报情况要求恢复组织生话，但组织一直以自动脱党答复，让重新创造条件入党。

      父亲一直在申诉，直至60年代。这段时间过得虽苦，但过得挺快。家里八口人，仅靠父亲每月39月微薄工资以及母亲在生产队起早贪黑一年挣个二千多工分，折合100多元艰苦度日。这么困难，但父母都尽力培养我们，供我们上学。我们兄妹6人最少也坚持读到初中毕业。66年文革爆发，不明就里的一些所谓的造反派认为我父亲解放前与伪乡保长打得火热，是叛徒，是反革命，我父亲被批斗。文革对我们影响最大，品学兼优的我们升不了学，参不了军。弟兄四人仅大哥一人62年考取了西安交大，我和老四仅上到中学毕业就回乡参加生产队劳动。老三有幸读到高中，他72年高中毕业才回村劳动。由于文笔好，经常写通讯报道，大队选拔他任农技员，团支部书记。

      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制度，大哥考上了西交大研究生。我和四弟分别考取了泰兴师范学校和淮阴卫校。80年代初镇党委任命三弟为本村支部书记，后调任镇广播站支部书记。至此我们弟兄四人均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事业编制的工作。

    父亲的的所谓“脱党”，影响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但父亲牢记使命，不忘初心。一直教育我们要相应信党会正确处理他的这个“历史问题”。他要求我们不管处境如何，都必须积极向党靠拢，争取加入党组织。受父亲影响，我们弟兄四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很努力，受到所在单位领导的好评。79年弟兄四人中老三第一个加入党组织，87年老四最后一个加入了党组织，我们市报当时还发了《合家都是党的人》的新闻报道。入党后我们弟兄还多次获得单位优秀党员的称号。

     87年5月，经扬州地委审查批示:恢复父亲党藉（党龄从40年5月计算，享受县处级待遇）。父亲单位还分给了一套一百多平的住房，我们全家生活得到彻底的改善。

      90年5月，医院支部还召开了祝贺父亲入党五十周年支部大会，我们村以及我们弟兄单位支部都派员参加，致了贺词。

     感恩父母，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感恩党，终于肯定了父亲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恢复了父亲党藉。

     感恩祖国，让我们全家人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都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父母大人，最后要告慰二老的是，你们的曾孙今年大学毕业了，并顺利考上了南医大硕士研究生。他一定会记住在你们墓碑前的誓言，要做一个象老爹一样对医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的。

      安息吧！父亲，安息吧！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