憨豆精神:治颈记 (7年零8个月,防线崩溃却誓死捍卫)
其实因为治癌才治颈,治颈为了治癌,然而这回捣鼓的地方是颈,就叫作治颈好了。事情发生在2015年7月和8月,现补记如下。
因着每天黑夜降临时左肩膀就开始酸痛,靠西乐堡才勉强睡睡醒醒熬几小时,所以只好提前结束在青岛的避暑,回到蒸笼般的广州。
凡事首先往坏的方向想的妻子忧心忡忡,她担心我是骨转。鉴于过往她的担忧常常会在后来成为事实的经验,我到附近一家三甲医院求诊时便提出在疼痛的一带地方做MR检查的要求。可是貌似严谨的医生因为得知我曾在别的医院安装过冠脉支架,坚决拒绝,只给我做X光拍片检查。
检查的结果是“颈椎退行性变“。这个结果很合我的胃口,那时十分自信的我压根就不相信我的抗癌会如此轻易地失败,而且, 我有较充足的理由支撑:左肩疼痛在6年前就发生过,那时疼得连臂也举不起来,后来涂黄道益活络油3天就治愈;后来,几乎每年都曾经有过左肩不适或酸疼,都可用黄道益活络油消除,如果是骨转,涂油岂可消除?只是那里的关节或肌肉供血不足才会这样。妻子问我为何这回用黄道益活络油不行,把皮肤涂得焦烂肩头还是痛得令我呲牙裂嘴?我回答不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固执地开始颈椎病的治疗,每天到医院作牵引,在一台液压的机器上“吊颈”——间竭地用吊带往上拉扯下巴,以便把脖子扯长到不能再扯的极限,固定几十秒后才缓慢放松,让脖子恢复到原本状态,然后又缓慢扯紧……这过程中还同时在脖子和肩膀加温,意在促进血液循环。
我不但每天上午准时到医院吊颈,还上网购买一副简易的吊颈器具,挂在房框上,每晚自行靠拉扯绳索施压, 把自己的脖子折腾。还购买充气式的护颈器把脖撑长,购买肩颈加温的电热垫……
吊颈两周,症状没丝毫改变,每天晚上还是靠西堡乐或芬必得才不至于彻底煎熬。我这时不得不心虚了,在妻子的催促下,给曾给我安装冠脉支架的医院的医生打电话,问可以不可以做MR检查,回答是肯定的,安装过支架的也可做MR检查。
于是我就置身于机器的狭窄的洞穴里,承受各种机器在耳畔轰鸣,恍惚有大铁锤把脑袋敲击……好不容易等到出结果的日子,一看便傻了眼——C4有肿瘤 !
失败了,我死守了7年零8个月,防线终于崩溃,我的对手它哪里也不去,偏偏狡猾而阴险地占领了C4高地。
当晚,我告诉我的主:我失败了,我因为大意因为骄傲因为无能彻底失败了。主啊,我没办法了,我全然交给你,你替我收拾残局吧,带领我走余下的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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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纷纷前来探望,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地来,狭窄的病房更狭窄,嘈吵的病房更嘈吵,我开头还坐着滔滔不绝讲病情讲治疗,后来我没气力了,干脆躺着,由妻子代劳流水般不停的接待……
终日忙碌不停的管床的L医生在即将手术的前两天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找我面谈, 把手术的风险逐一陈述,而且特别强调我的特殊性——换过肝,切过肺和肋骨,安装过冠脉支架,长年累月用药物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和肿瘤,似乎在暗示:老兄你的条件太差,要承受如此重大的手术非常困难,他告诉我他们为我准备了比平常病人多十倍的血浆,以防大出血……
我则天真地以住院前的一天仍在天河公园进行北欧式手杖急步行走并走了7000步面不改色心不狂跳的证据表明我体质尚好肯定能承受手术……那时我倒担心医生们打退堂鼓,努力控制食物摄入以控制血糖,准时服用降压药以减轻血压的波动,临时改用阿西替尼以避免皮疹鼻血现象,一心盼着手术期的早日到来。
接近手术的日子,我开始频繁的祷告。祷告姿势是躺卧式,闭目,嘴皮不动,只在心里说。我只求神为我预备一切,预备良好的设备和药物,预备精神饱满心情优良的医生和护士……求神统管这场手术,掌握一切。我知道如此的祷告,早就有众多的弟兄姊妹日夜为我发出,会一直持续到手术完成。
就在手术前一天的傍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预定手术的主刀C主任穿着手术服突然来到我的病床前告诉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明天的手术有可能做不了,因为我们发现一台明天的手术不得不使用的设备坏了,现在已通知相关部门紧急修理或紧急从别处调来一台,如果解决,明天可以如期地做。”
看着他急急离去的背影,我不解,为何堂堂一个大主任为了一台设备来告诉他的病人?后来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因为我曾向神请求为我预备良好的设备,神就让主任检查设备……当然,设备问题得到解决,手术并没有延期。
终于到了手术的前夜,医院代请了个剃头佬来把我的脑袋剃个精光,我看镜子里的那个脑袋发青发亮的陌生人,才知道我可以变得像农民那般古朴和本色,也知道原来可以这么凉快,湿毛巾一抹便洗净了头,比原来的平头省便得多。然后拼命进食,因为到了夜晚10时禁令就开始;又过几小时连水也要禁;还得沐浴更衣,像行某种宗教仪式……
天麻麻亮,负责运送病人的工人便来核实姓名,然后推着隆隆作响的铁床将我运走,电梯门一关,就把可怜巴巴的妻子挡隔了,接下来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心急如焚的等待,至于我将被运到哪里,经历着什么,是生是死,她一无所知,后来我知道,天亮后,我的女儿来陪她,我的亲人们也从老家赶来,一伙人就在电梯口的休息间等候,一小时一小时地等,等到时间都几乎走不动。
我有上回切肺切肋骨的经验,知道要被推到一个大厅集合,然后点名,核实每人手腕上的标识带验证身份,然后被相关的护士领进手术室。程序一丝不苟地进行,我无聊地等待着,左右顾盼,左边是一个农村老太婆,普通话和广东话都不会听不会说,医生特许她的儿子在大厅里当翻译;右边是一个七到十岁左右的男孩,脸有营养不良的菜色……都是倒霉蛋,不论年龄姓别身份,倒起霉来都跑不了。
终于被移动了,进了手术室,几个提前上班的护士在做各种的准备,仪器、工具,发出各种古怪的声音,伴随护士们关于早餐关于时事关于股市关于家庭孩子的交谈。倒没见到医生模样的,估计未到登台的时间……一个白大褂走过来,估计是麻醉师,拿一个面罩靠上我让我吸气,一、二、三,世界的幕帘立刻就拉上了,什么都没有了……
时间重新启动是从铁床滑行的摇晃和声音开始的,我听出很多人围着我忙乱,有各种的人声,其中有人连续呼唤我的名字,我知道是我妻子,还有女儿呼唤“老爸”……后来我才知道我在早晨7时进手术室直到晚上8时才出来;
我知道我已经闯过手术大关,我仍活着,神与我同在,家人与我同在……后来我还知道,我的大腿根处的骨头没有采割,摸一摸仍完好无缺,医生用了同种异体的骨头填充C4处那个钛金属的小笼子,免我一刀;后来我还知道手术只用了一袋也就是200毫升的血浆,是医生们预备的十分之一的量。
感谢神!我不感谢神石头也要责备我……
其实这不是一种技术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目标的选择,分别在于是修修补补地有一天过一天,还是追求更长久更高质量的生存?当然,后者的风险不比前者小,可能更大,可能根本下不了手术台,或即使下了手术台也可能瘫痪。
我身上的几次重大经历告诉我,高风险可以获取高利益。11年前的肝移植,便不是修修补补, 而是弃旧换新,当时无数人预言我难下手术台,下了手术台也难过排斥关,甚至专业的肝科内科医生预言我无法越过术后乙肝复发这道坎,认为我顶多只能活2年;
当年肺癌4期,按理只能化疗,修修补补熬上一年半载或三几年便与人拜拜,但偏偏奇妙无比地获得一个黄金机会,由著名的W教授操刀把我的左上肺和一根肋骨干干净净地切除,让我抗癌的起跑线比别人前一大截;眼科医生把我双眼已经坏透了的晶体粉碎吸出,然后把两片微小的人工晶体植入,我便从此看见清晰的世界,不再活在过去数十年的模糊里;还有冠脉支架植入,一下子就让我的血流奔腾起来……如今,我能不能把那个被癌侵蚀了的C4椎体清除干净,让我的肩脖不再疼痛,让我的实体瘤重归于零,也就是回到7年零8个月之前的抗癌起点?
一贯往坏处想的妻子这回又彻夜难眠了,这时候的家属确实比当事的病人更难下决心。病人如果死了,就死了,悲惨却留下给家属,所以她在放疗科也预约一个号。后来我横蛮地拒绝如约门诊,始终没见放疗医生,断了放疗颈椎这条路。我说,如果我的主要召我回去,可以随时召去,用不着等到我在手术台上才召去,主允许我上手术台,那么手术肯定是安全的。
我和妻子拿着MR片一同去见骨科主任。主任是一个一眼看去就让人觉得是很有份量的人,高大,健康,唇红齿白,双目既锐利又深沉,态度有点酷,却又随和亲切;语言不多,一是一,二是二,如同学术论文。主任对我也很感兴趣,说他的岳父也肺癌,却只撑了1年8个月,说我靠靶向药撑这么久很难得,一定要除掉转移瘤再延续生命……主任同时告诉我:肿瘤转移到颈椎,如果不及时处理,颈椎会在几个月内坍塌而高位瘫痪。
主任还明确告诉我手术面临的极大风险——那地方有供脑部的大血管,有从中枢通往全身的神经,他要在那狭窄的地方把C4弄出来,把相邻的C3或C5修整,然后嵌进一个金属笼子,笼子里搁进一些从我的大腿根取出来的骨头,然后用金属板金属钉把C3、笼子和C5连成一体……我和我妻子听得一楞一楞一颤一颤的,就差点要打退堂鼓了,尤其是要在我的大腿根处切一块骨头,把我和我妻子吓得脸色顿时苍白,这还了得,岂不是剜肉补疮吗?岂不雪上加霜吗?
主任要我再作多项检查,务必要明确:除C4那地方外,别的地方再无肿瘤。因为如果别的地方还有肿瘤,他的手术无论做得多么精彩漂亮,也会毫无意义。
事到如今,我没有退路了, 硬上吧。我们当即要求主任提供床位,主任很爽快,我当天就住进人满为患的骨科,开始一段悬念百出的不无惶恐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