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心路】重生手记 ▏第五期

第一章 别让医生吓死你（四）

中外医生之对比

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我和晓东多年前就有个约定：我们中间无论是谁，也不管得了什么病，彼此应当如实相告，不必隐瞒。她是性情中人，易喜易怒，容易在事实中间加进强烈的个人情感和倾向，却是个最好的信息收集者，也是个最好的叙述者。她有本事在最短的时间里见到我希望寻找的医生，还能在我做出每一个选择时给予莫大的帮助和鼓励。她从不吝惜自己的建议，但是，当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她就会说：“不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

现在，她没有保留地对我叙述了她的上海之行，告诉我专家的诊断，也说了她的想法。我仔细倾听她说的每个细节，搜索其中哪怕最细微的对我有利的证据，就像一个行将淹死的溺水者，拼命想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结果我们还真的找到一点希望。那是周良辅教授的一个建议，他要我们对脑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扫描，但是必须加上“波谱”。他解释说，这是国外的一项新技术，有助于确认颅内肿物的性质，甚至还能更准确判断它与肺部病灶是否有关。周良辅教授是上海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主任，也是国内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专家之一，所以在我们看来，他的建议实在比泰山还重。

我毫不犹豫地去了医院，再次接受脑部扫描，期待着周良辅教授所推崇的新技术带来佳音。明知希望渺茫，还是望眼欲穿。

“波谱扫描”的检查报告至少还要等上三天，我们意外地收到来自欧洲的消息。妹妹告诉我，对于我的病，国外专家的看法和国内专家并不完全相同，至少没有那么悲观。对我们来说，这是几天来唯一的好消息了。妹妹本来就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专家，她的专业是糖尿病的研究和治疗。她在比利时供职的研究室，是全世界这个领域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尽管如此，她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评判神经科和胸科的疾病。所以在接到我们寄去的胶片后，她立即请相关领域的医学专家会诊，包括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比利时荷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VUB）医院的 Johan de Mey 先生、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ULB）医院的Danielle Balériaux女士。

她后来对我详细叙述了会诊的经过。

在一间拥有一个硕大读片器的房间里，这些医生把我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整整齐齐悬挂了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查阅每一张，又认真倾听妹妹转述我的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60分钟，然而还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这才形成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结论大致相同：

1. 单从胶片所显示出的病灶来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 但是从病人脑部症状是“突发”而不是“渐进”这一点来看，这一病灶不像肿瘤，更像一种罕见的炎症；

3. 所以，脑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

4. 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这四条中，第一条，他们和中国医生的意见基本一样；第二条，所有中国医生都忽视了，外国医生却将其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第三条和第四条，中外医生的意见有很大不同。

鉴于此，国外的专家们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当然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一定正确。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诊断。他们极力建议我们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要请最好的医生。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主席Jacques Brotchi先生还当场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说他是中国这个领域里很有名的医生。一问，原来正是我们试图寻找却未能如愿的北京的那位神经外科专家。

妹妹当即决定从布鲁塞尔赶回北京。她把自己对Jacques Brotchi先生的信任毫无保留地转移到这位从未谋面的中国专家身上。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点到达北京。在连续10个小时的空中劳顿之后，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从机场直奔那家大医院。我本想让她先回家休息一下，可是她不同意。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见到这位中国专家。

晓东在同一时间去医院与她会合。两人花了300元钱匆匆挂号，然后和一大群病人一起坐在走廊里排队等候。虽然还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见到那个期待已久的人，可是她们已经激动起来。作为一个医学专家，妹妹的脑子里面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她只不过是期待这位中国专家做出一个认真严谨的诊断，就像几位国外医生一天前做过的一样。

不过，她马上就要失望了。

“很有名的中国专家”在他应当出现的时间真的出现了。她们开始叙述我的病情，尽量使自己的语言简短和精确，可是对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当她们说话时，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们，也很少发问。他甚至在这次会诊刚刚开始时，便已经急于结束。

仅仅在一天前，妹妹亲眼看着几位外国专家把这九张胶片反反复复地看了一个小时。现在她却惊讶地看到，这位中国专家只不过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就开始下结论了。

他接连说了好几次“转移瘤”，还说了一些“必须立即手术”之类的话。

“如果不马上手术会怎么样？”晓东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们。

两人都听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里有很多问题想要提出，还想把国外专家的看法说给他听，可是还没开口就被他打断了。转瞬之间，她们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了。

她们就这样匆匆赶来，又匆匆离去。

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不过三分钟！

医生对病人的影响是迅速和压倒性的，特别是那些拥有专家头衔、每次收取高额门诊挂号费的医生。病人本能地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他们的话总是让病人感到绝望，好像经历了一次粗鲁的精神鞭挞。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这一切之后，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钱倾注在这些专家身上。

妹妹是医生，对肿瘤这种疾病有足够的理解和心理准备。但也正因为她是医生，才会对一个医生如此潦草、轻率和自以为是的诊断过程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中国医生怎么会这样啊？”她一见到我就不住地感叹。

我听着她们的叙述，很快明白了问题的焦点。原来国外的专家很认真地对待胶片影像，同时更认真地对待病人的症状；中国的这位专家很草率地对待胶片，同时更草率地对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对中国医生的职业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见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国外，多年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西方医疗机构的形象和那些外国医生的行医风范。她在国内做医生还是20多年前的事，脑子里面也只有那个时代的记忆。“我记得，那时候国内的医生不是这样啊。”她满脸迷惑不解地说。她的确不知道如今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已是另一番景象，更无从设想普通中国人的求医会是怎样一番艰难历程。不久前我的那一番遭遇——也是这家医院，也是神经外科，也是一位挂着“主任”头衔的专家，也是几百元挂号费的“特需门诊”——实在是异曲同工。

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只凭一两个医生，就来抱怨“中国医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力、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类似遭遇。如果真像医生们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晓东特别紧张。有好几天，她不断地表现出任何一个妻子都会有的忧虑。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这家医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开颅手术，你不打算请这位大专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声若游丝，气力不足，但态度坚决。自从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轻率和如此自以为是地面对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成功者和失败者，也和相当多由成功走向失败的人打过交道。在我的经验中，轻率、傲慢和自以为是，是导致一个成功者犯错误最重要的原因。越是绝顶聪明、功成名就之人，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我不觉得是个明智的选择。

医生怎样对待不懂的东西

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

有了如此一番经历之后，妹妹忽然销声匿迹。那天下午她没来看我，晚上也没有来。到了午夜，她忽然打来电话，口气异常兴奋。她说，我脑子里的病灶和肺部病变很可能没有关联。

“就算它是肿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电话那头信心十足地说。

她的依据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谱扫描”。

我们是在两天前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的。那上面写着：“左侧桥臂病灶MRS示代谢略高，NAA/Cho值小于2.0，乳酸峰导置。”

报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样写个“占位”“结节”或者“增厚”，我还能明白其中含义，可现在这一串字符太深奥，我怎么也搞不懂。当初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教授建议我做这项检查时，曾很认真地解释了这项检查的必要，所以两天来晓东拿着这堆胶片踏上新一轮求医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获，不料北京的医生们对它并不在意。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连看也不看。

我们又惊讶又奇怪，不明白医生们为什么对这个新的检查结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医院的李金大夫对我承认了一个事实：“真对不起，我还看不懂它。这是个新技术，引入中国的时间不长。”

她的语气充满真诚和歉疚，让我感动之余又恍然大悟，终于明白原来专家们也有不懂的东西。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医生的冷漠，也许不是因为这一检查结果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们不懂。

我对发现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没有人可以无所不知，就算最权威、最有学识的专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医生，比如周良辅大夫；也看到了勇于承认自己有所不知的医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这样的医生并不多。让我意外的是，大多数医生竟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懂的东西。他们不能持续地学习新知识，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甚至不愿承认自己也有不懂的东西。他们也许觉得，对病人承认自己不懂，是一件丢脸的事！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恰恰是我的疾病诊断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妹妹来到北京后拿到这些脑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华书店，买来一本专门论述“波谱扫描”技术的书。一个上午的求医经历让她失望，现在她决定依靠自己。整个下午和晚上，她都在阅读这本书。书比砖头还厚，很难读，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脑片一一展开，摊在床上，仔细比照，结果发现，这项检查还真的有助于判断颅内病灶的性质，就像周良辅教授说的一样。

那天午夜，在经过八个小时的研究之后，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所有的征兆都在显示，良性的可能性大。”她在电话里对我说，

“对，所有的。”

这结论和国内医学专家们的诊断是如此不同，指着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你相信谁呢？”晓东问我。

“当然相信我妹妹。”我回答。

“你不会是只想听好话吧？”晓东再问。她在过去的两周里被那些专家给吓坏了，对这突如其来的乐观消息一下子还无法适应。

“不！”我说。

我接着述说我的理由：我不懂医，但我了解妹妹。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她在脑神经医学领域里不是行家，但她是个糖尿病方面的专家。最重要的，她是一个肯接受新事物和善于学习的人。过去20多年，她以治学严谨和卓有成效在全世界的同行中获得了尊重。她可能会因为无力解决一个问题而茫然无奈，但她绝不会因为自以为是而导致一个错误结论。

还有更重要的，她是我妹妹。她在这件事上投入的不仅是智慧和专业学识，还有感情和责任心。那些专家行医只不过投入了他们的时间——短暂的、以金钱来计算的时间，而妹妹投入的是全部心血。她也有可能犯错误，但她犯错误的概率一定要比那些专家小得多。

次日清晨，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门寻访名医。妹妹揣着她的研究结果，满怀虔诚和信心。开始的时候，她态度谦恭，用一种求教的口吻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在看到专家们的不屑一顾时，她强硬起来，依仗着刚刚学来的新知识一个接一个地提出质疑。

然而专家们照样态度消极。悲观的看法仍然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坚持自己的结论：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对于妹妹的质疑，他们不是根本不听，就是搪塞了事。这也难怪，职业习惯始终在暗示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只有他们自己才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病人和病人家属都没有发表意见的资格，只有俯首帖耳的份儿。他们知道面前这个人也是医学专家，但当他们听说她的专业是“糖尿病”时，就居高临下地一笑了之。很显然，她根本不具有挑战他们的资格，所以她的意见无须考虑。

终于有一天，北京医院的一位医生觉察到一点什么。此人是个神经外科的专家，经验丰富，面相和善，机智豁达，颇有几分“老北京”的范儿，也是我们见到的唯一能够用一种幽默方式表达悲观看法的医生。听他的会诊就像是在听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虑是胶质瘤。”他这样说。

“第二呢？”妹妹问。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倾身向前，把目光转到胶片上重新扫视一遍，“第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知道，胶质瘤就是恶性肿瘤的一种，所以他其实是在表达一个最悲观的结论。妹妹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结论。她用手指着胶片上黑白相间的曲线，话里带着明显的挑战：

“看这里！这说明什么？”

“看这里！这是怎么回事？”

医生张张嘴没说话。他看看面前这个人，满脸惊讶，惊讶于这个人如此执着，而且竟能提出一连串他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脸上再一次涌现善意的幽默，“这样吧，日后病人的情况如果真的证明我错了，你一定要告诉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