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治疗方案不仅能降低肝癌的复发，还能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近年来，肝癌在筛查、手术、介入、靶向治疗以及免疫治疗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手术仍是目前肝癌首选的治疗方法，无论是早期的患者，还是中晚期患者，都尽量会选择手术切除。

一方面是由于手术切除的效果确实较好，另一方面手术也符合大家的传统观念：肿瘤是身体的坏东西，切除掉，身体也就好了。但实际上，即便是手术切除，也会有很多患者出现复发。据统计，肝癌患者的5年复发率可高达70%。

如何防止复发，提高患者的生存期，这就成了目前肝癌治疗领域的一个大问题。在今年发布的 《CSCO 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中提出，使用术后辅助治疗，能减少患者的复发率，提高患者生存期。

顾名思义，术后辅助治疗就是指肝癌患者在手术后采用一些特殊的治疗手段，用以提高手术疗效，降低患者的复发转移，进而达到提高患者生存期的目的。

指南上指出，目前术后辅助治疗主要针对于那些具有肝癌高危因素的患者，如有乙肝、丙肝感染、长期酗酒、脂肪肝、肝硬化以及多发肿瘤病史的患者。

术后辅助治疗的方案有很多，涉及介入、靶向、化疗和免疫多个环节。

术后辅助介入治疗是目前唯一一种获得Ⅰ级专家推荐的方案。

研究表明，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在术后进行辅助介入治疗以后，可以降低术后复发率，提高RFS（无复发生存期）和OS（总生存期），且耐受性良好，能给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比如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术后联合TACE的中位无瘤生存时间为52个月，显著高于单纯手术治疗组的11.1个月，极大的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而在另一项研究分析了519例接受术后辅助TACE的患者，也证明术后联合TACE能提高患者的生存期[1]。

值得注意的是，术前使用介入治疗对于肝癌的复发和生存率没有太大影响[1]。

这里的免疫治疗和PD-1/PD-L1不太一样，主要包括α-干扰素、CIK细胞和胸腺肽等。

在一项术后联合α-干扰素治疗的实验中，研究发现应用α-干扰素的患者在术后复发转移的几率仅为未用患者的77%，但是生存率却是未应用干扰素患者的1.7倍[2]。

多项临床试验均证明，CIK细胞不仅能提高患者化疗的效果，还能减轻肝癌术后的复发和转移。一项包含8项随机对照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CIK细胞可降低肝癌患者1年和3年的术后复发率，提高1-5年总的生存率[2]；

早在2004年，由肝癌领域学术大咖吴孟超、程树群等人共同研究的“胸腺肽α1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的影响”，结果显示治疗组的肿瘤复发率相对于对照组降低了2%，复发时间延长2个月，中位生存期延长3个月，并得出结论：胸腺肽α1有助于肝癌术后延缓复发并延长生存期[3]。

从这些实验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α-干扰素，还是CKI细胞或胸腺肽，在术后应用均能降低肝癌的复发率，提高患者的生存期。但是患者在应用这些药物之前，需要找医生对自己身体状况进行专业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才能发挥其真正的疗效。

槐耳颗粒是唯一一种入选指南的现代中药制剂，于1992年获批用于晚期肝癌治疗。

在一项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中，一共纳入了1044名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通过随访96周以后发现，槐耳颗粒组患者与对照组的复发率分别为37.6%和50.9%，两者相差13%，在无复发生存期上，槐耳颗粒组患者平均为75.5周，比对照组相对延长了33%。而最长服用了96周的槐耳颗粒组的RFS为62.39%，OS率为95.19%[4]。

由于目前尚无全球公认的肝癌术后辅助治疗方案，因此对于术后辅助治疗需要多久，也没有特别权威的数据。患者可以询问医生，全面评估自身的身体状况，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

[1]黎经何, 史政荣. 原发性肝癌术后辅助经导管动脉栓塞术的研究进展[J]. 中国医药导报, 2020, v.17;No.533(03):40-43.

[2]赵家锋,王建南,吴青松,黄从云,张小龙,朱剑华,刘晖.干扰素治疗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观察[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1,15(11):133-134 139.

[3]程树群，吴孟超，陈汉，等. 胸腺肽α1对原发性肝癌术后复发的影响[J]. 中华肝胆外科杂志，2004，10（9）：592-93.

[4]戚益铭，吴霜霜，沈敏鹤.中医药治疗原发性肝癌研究述评[J].中医学报，2015,200(1):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