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母亲抗癌十年，我该何去何从

2016年的正月初十，北方的寒气尚未消散，母亲一声声轻微的咳嗽，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水面，在我心里激起不祥的涟漪。陪她走进县城医院，消毒水的气味刺鼻而冰凉。胸片结果出来，医生指着那片左肺上3X5大小的磨玻璃阴影时，语气凝重如铁。他建议立刻去市肿瘤医院复查，那“肿瘤”二字，仿佛两枚钢钉，猝不及防地凿进了我的骨头缝里。

三天后，市肿瘤医院那栋灰色大楼像一个巨大的沉默容器，收纳着无数碎裂的希望与无声的悲鸣。我们办理了住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几乎凝固，母亲低声问我：“娃，咱到底啥病？”望着她浑浊眼睛里的信任，我喉咙发紧，只说：“妈，肺上有点小炎症，治治就好。”这谎言像一块沉重的磨石，压得我日夜窒息。

保守治疗半个月，病灶固执地停驻原地。医生建议活检。等待基因检测结果的十天，每一秒都像在滚油里煎熬。最终“肺腺癌晚期”这五个字砸下来，世界瞬间塌陷了半边。母亲不识字，我们守住了秘密这堵摇摇欲坠的墙。手术？医生指着密密麻麻的冠心病、糖尿病、脑供血不足等诊断摇头，风险大得令人绝望。最终，我们选择了那条名为“靶向治疗”的荆棘小径。

那年九月，吉非替尼成了母亲生命线上微弱的浮木。然而七千多元一瓶的价格，几乎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每月取药时捏着那张薄薄的缴费单，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拖出水的鱼，在滚烫的砂砾上徒劳挣扎。幸而，坚持近一年后，终于等来了慈善赠药的曙光——病灶缩小了。希望如石缝里挣扎出的一茎细草，在贫瘠的绝境中透出一点绿意。

为了抓住这渺茫的生机，2019年6月，我踏上了异国劳务之路。飞机冲上云霄，舷窗外的故土缩成一片模糊的色块，母亲倚门遥望的身影却在我心底灼烧。未曾料到，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在年底骤然爆发，归国的航班熔断成天堑。整整两年，思念与愧疚在视频通话的微弱信号里日夜啃噬着我。隔着屏幕看着母亲日渐干枯的脸庞，每次挂断后，暗夜里总有无声的泪水冲垮眼眶。

万幸的是，母亲病情在那段隔绝的岁月里竟奇迹般稳定。2021年，归途辗转三个国家，耗时一个月，双脚终于重新踏上故土的那一刻，我几乎跪倒亲吻大地。那半年守候在母亲床前的时光，是命运偷赠给我的珍贵喘息。然而复查报告上“病情稳定”的字样，既是安慰也是鞭策——药费如同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022年春节刚过，我又一次背上行囊，转身踏入异乡的风尘。

远行的车轮刚碾过一年，2023年1月那份复查报告，冷酷宣告了吉非替尼的耐药。加量两个月后，病灶依然无情扩张。基因检测的提议悬在眼前，最终却因种种现实的藩篱，我们怀着孤注一掷的心情，决定盲试奥西替尼。

两个月后复查，病灶竟真的缩小了！希望的微光再次艰难穿透乌云。然而一年后，原研药高昂的费用如巨浪般打来，我几乎被淹没。无奈之下，只能改用仿版泰瑞沙。母亲握着药瓶，沉默良久，只低低叹息：“娃，苦了你了。”那叹息，沉重得能压弯人的脊梁。

这偷来的安稳持续到2024年底，泰瑞沙也最终亮起了耐药的红灯。加量无效，我们仓皇转向中药的怀抱。然而三个月过去，复查影像上那团顽固的阴影，像一张无情的判决书，嘲笑着我们最后的挣扎。医生办公室里，他无奈地摇头：“四代靶向药…国内还没上市。”

十年，3650多个日夜，我耗尽青春积蓄，陪母亲在抗癌的荆棘路上蹒跚前行。十年，从吉非替尼到奥西替尼，我始终紧紧攥着那根名为“希望”的稻草。十年，我在异乡的流水线上耗尽了力气，只为换取母亲病榻前多一天的呼吸。

可如今，站在2025年萧瑟的初春，仿制药的微光也已熄灭，中药的炉火徒留余烬，而新药的大门依然紧闭。十年跋涉，耗尽一切，最后竟被逼退至悬崖边缘，身前是深不见底的迷雾。四代药上市的消息杳然无期，时间却如流沙般从指缝间加速逃逸。

母亲日渐衰弱的呼吸声在寂静的夜里如此清晰，像钝刀切割着我的神经。十年饮冰，热血未凉，可路究竟在何方？我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十年跋涉积攒的疲惫与无助，此刻重如千钧。

十年陪跑，耗尽气力，终点却仍被浓雾封锁。或许生命本身就是这样一场漫长的跋涉，纵然前路未明，只要母亲的手还在我掌心微微温热，我便不能松开——纵使四顾茫然，也要在这无路之处，为所爱之人再踩出一条向前的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