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6岁的红姐在工作高压下发现腹部有巨大的肿瘤,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2021年,抗癌8周年的红姐终于稳定无病灶了。


而这8年的时间里,她经历过无数次的不同治疗;她熬过了三次复发转移,熬过了无数次深入骨髓的疼痛,终于在历经风雨后迎来彩虹。


“无论病魔如何凶猛,生命一直滚滚向前。”她用她坚定的信念践行着这样一句话,而她也已然成为自己生命里的“追光者”。




一、14cm的肝脏肿瘤被切除后,我签下了遗体捐赠协议书


2013年3月,工作的长期劳累和不规律作息压垮了我的身体,那段时间,我一天干咳无数次,甚至偶然几次还因严重的咳嗽变得喘不过气来。3月17日,我特意抽空去武汉普仁医院做了检查,做完X光胸片和B超后,医生的表情变得有点凝重,他把检查的报告单递给我,我一看,“肝Ca,14cm肿瘤”,这个结果对于当时只有36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


我紧紧握着这一份结果为肝癌的“审判书”走出诊室,眼泪夺眶而出。我还这么年轻,正是我开始全新人生的时候,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偏偏被我遇到了?老天爷为什么对我如此残忍?所有的怀疑和悲伤情愫一下子全涌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忍着悲伤,一个人办完了所有的住院手续,打完针再急急忙忙赶回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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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接受采访时的红姐


由于肿瘤巨大压迫了大血管,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湖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必须先进行介入治疗,使肿瘤缩小后再评估有没有手术的机会。三次介入下来后,肿瘤从14公分缩小到9公分,似乎迎来了手术的机会。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肿瘤的位置不是很好,同时伴有门脉癌栓,医生一致认为手术的风险过大,很有可能会下不了手术台。但如果不手术,我可能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一向不服输的我再一次向命运发起了挑战!


我辗转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医生的建议是先进行姑息手术再持续治疗。想着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即便手术有风险,我也一定要试一试!基于安全考虑,医生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了八公分,剩下大血管内壁一公分的肿瘤未切除,而是对这一公分的肿瘤在术中进行了微波消融。


2013年8月姑息手术出院后,我在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志愿捐赠手续,决定在到达人生终点后,将遗体奉献给祖国的医疗科研事业。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活着就要有责任和担当,死后也要为他人留下点东西,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二、两次复发转移,我差点没逃过“死神”的抓捕


我这段漫长的抗癌生涯从肝切除手术后才真正的开启了,而后的坎坷之路,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难走。


2015年下半年,甲胎蛋白开始不停地往上升,我心里一惊,“残存在肝脏里的一公分病灶不会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吧?”2015年12月,我被确诊了肺转移。经过对左肺的转移病灶进行了伽马刀的外放疗,外加上全身化疗和靶向药索拉非尼,病灶暂时被控制住了。


2016年8月份,为了对付门静脉癌栓,我尝试了当时刚兴起的粒子植入,分别植入共27粒碘125粒子,总算是摘除了深藏在肝脏内侧的门脉癌栓,也成为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前十位采用这种治疗方式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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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患者提供


可我体内的癌细胞似乎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总是以一年为周期,在我慢慢遗忘它的时候重新跳脱在我眼前。


2018年4月,肝内又新发现一个肿瘤,而这一次,我们怀着冒险的心态想试试“神药”PD-1。经过审核后,我进入百泽安的临床试验。可万万没想到,最新研究的“神药”竟然给我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迫害,在第一针替雷利珠单抗注射后,谷丙转氨酶一下子从正常值飙升到五百多,谷草转氨酶更是飙升到七百多,肝功能严重受损。那时候,免疫治疗才刚刚在国内进入临床研究,医生也没有丰富的经验,看着我异常的肝功指标,他们决定先暂停我的用药。而在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可能是遭遇了免疫风暴,它令人害怕到可能成为“致命的杀手”。


停掉免疫治疗,我重新拾起了靶向药,开始用瑞戈非尼,虽然吃靶向药会带来各种副作用和不适,但相比于活着,这些小小苦难捱一捱就过去了。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从“死神”手里边挣来的,所以我始终保持着开朗乐观,依然奋战在工作一线,想让自己有价值的活好每一天。




三、我挺过第三次肝癌肺转移,向死而生


2019年初,左肺的肿瘤由于还有残存活性,又一次对它进行了一次速锋刀放疗。一周后复查,甲胎蛋白从八千多一下子下降到四千六,看来速锋刀的效果很明显;一个月后再次复查,甲胎蛋白骤降至五百六,我开心极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可两个月后甲胎蛋白又一次升高了,通过肺部CT深查原因,发现右肺又新长出两个1cm左右的肿瘤,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发转移了。得知复发的消息后,我接近崩溃,我完全没有想到癌细胞如此猖狂,我在这里把它清除了,它又在另一个地方爆发出来,像个粘皮糖一旦黏在身上怎么甩也甩不掉。但我又会乐观的给自己打气:“每次遇到问题,最后都迎刃而解了,这一次也总会有办法的。”


又一次入组PD-1相关的试验后,肿瘤不缩小反而增大了一倍,只能又一次告别临床试验。回到武汉后,开始使用仑伐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的治疗方案,可是甲胎蛋白还是在慢慢涨,并没有被控制下来。而令人糟心的是,这时候正值2020年初,席卷武汉这座大城的遭难突然袭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武汉全程封闭,医院不接收未住院的肿瘤病人,我暂时无法改变当下的治疗方案。


疫情当前,作为一名街道办的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肩扛着众多群众安全的重任,主动加班加点投入疫情防治的工作中,有条不紊做好每一项工作。病魔在冬天好像变得更加猖狂,工作期间,左肋骨的病理性骨折和靶向药副作用的疼痛一直阴魂不散,全靠止痛栓维持运转。


等到四月份武汉解封,我在主治医师的建议下做了氩氦刀的微创手术,并进行了粒子植入,最后,终于把癌细胞彻底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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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红姐与她的主治医师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三月份,我的每一次复查都完美通过考核,圆满完成了八周年大关!八年间,我先后接受了12次介入、1次手术、1次置泵术、12次化疗、3次伽玛刀、2次临床试验、1次氩氦刀、2次粒子植入、3次靶向药换药。每一次治疗都是对我身体的摧残和意志的考验;每一次治疗我都要靠止疼栓和安眠药来缓解疼痛,弱小的身体已被病魔折磨得体无完肤。




四、与疾病斗争的故事,鼓舞了一个个丧失信心的家庭


患癌这八年来,我从一个“小白”成为了经验丰富的“老战友”,看着那些刚确诊的“新手们”,我总是不忍心他们走弯路、耽误治疗时机,所以我总会对一些内心恐慌的新病友进行心理疏导;和病友们探讨治疗经验;时不时分享我学习到的一些癌症知识……


在我的帮助之下,一个又一个的病友重拾对抗癌症的信心,我庆幸自己的故事能激起这么多人的信念,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援助之下实现了我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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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患者提供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则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挽救了一个丧失信心的家庭。


新冠肺炎爆发期间,许多群众沉浸在恐惧与悲痛之中,舒缓群众的情绪也成为了那时候我重要的工作之一。2020年3月4日晚上,我收到了一位社区居民刘敏的求助微信,“周姐,我爸爸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我和姐姐又分别在隔离点。我妈妈快70岁了,一个人在方舱医院精神非常痛苦,你能不能替我安抚一下她。”


“好的,你把妈妈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跟她联系。这个时候一定要乐观,心情好了免疫力才好。”想着向我求助的这一家人,我心绪难平。作为子女,刘敏的焦急我将心比心;作为母亲,刘敏妈妈的担忧我感同身受;而作为病人,我太理解灾难从天而降、家庭被死亡恐惧笼罩时的痛苦与迷茫。


3月5日一早,几乎一夜未眠的我拨通了刘敏母亲的电话,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癌症患者,患癌后没几年,我本人也查出肝癌,医生当时宣判我活不过两个月,接连遭受打击的一家人几乎陷入绝望。为了让亲人安心,我不敢难过,每天积极接受治疗。现在七年过去了,我还活着呢,秘诀就是保持乐观、经常运动。不要总是想不开心的事情,负面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家人,要多跟方舱里的病友们聊聊天,跳跳健身操,锻炼一下身体。”在我的安抚下,刘敏一家人的情绪也从焦灼回归平静。


这样的故事我很少和外人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与疾病斗争的故事却可以鼓舞一个丧失信心的家庭


当乌云布满天空之时,悲观的人看到的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乐观的人想到的是“甲光向日金鳞开”。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我们只有笑对命运中的挫折,顽强地鼓起勇气生存,才能彰显出生命的辉煌,人生的灿烂!




编者说:

在突遇癌症的时候,有人惊慌失措,有人自暴自弃,有人欣然面对……我们看到生与死面前不同人的态度,而红姐以她自己的点点爱与光驱赶走了生命里的每一片黑暗。

我在她的话语和故事里,看见了生命的奇妙与温暖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