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追光者”：晚期肝癌患者多次复发转移后跨过8年，迎来治愈！

2013年3月，工作的长期劳累和不规律作息压垮了我的身体，那段时间，我一天干咳无数次，甚至偶然几次还因严重的咳嗽变得喘不过气来。3月17日，我特意抽空去武汉普仁医院做了检查，做完X光胸片和B超后，医生的表情变得有点凝重，他把检查的报告单递给我，我一看，“肝Ca，14cm肿瘤”，这个结果对于当时只有36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当头一棒。

我紧紧握着这一份结果为肝癌的“审判书”走出诊室，眼泪夺眶而出。我还这么年轻，正是我开始全新人生的时候，这么“好”的事为什么偏偏被我遇到了？老天爷为什么对我如此残忍？所有的怀疑和悲伤情愫一下子全涌进了我的脑海里，我忍着悲伤，一个人办完了所有的住院手续，打完针再急急忙忙赶回工作岗位。

图片：接受采访时的红姐

由于肿瘤巨大压迫了大血管，无法进行手术治疗。湖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必须先进行介入治疗，使肿瘤缩小后再评估有没有手术的机会。三次介入下来后，肿瘤从14公分缩小到9公分，似乎迎来了手术的机会。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肿瘤的位置不是很好，同时伴有门脉癌栓，医生一致认为手术的风险过大，很有可能会下不了手术台。但如果不手术，我可能只剩两个月的时间，一向不服输的我再一次向命运发起了挑战！

我辗转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医生的建议是先进行姑息手术再持续治疗。想着还在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即便手术有风险，我也一定要试一试！基于安全考虑，医生通过手术将肿瘤切除了八公分，剩下大血管内壁一公分的肿瘤未切除，而是对这一公分的肿瘤在术中进行了微波消融。

2013年8月姑息手术出院后，我在红十字会办理了遗体志愿捐赠手续，决定在到达人生终点后，将遗体奉献给祖国的医疗科研事业。在死亡边缘走了一遭后，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活着就要有责任和担当，死后也要为他人留下点东西，这样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我这段漫长的抗癌生涯从肝切除手术后才真正的开启了，而后的坎坷之路，我也没想到会那么难走。

2015年下半年，甲胎蛋白开始不停地往上升，我心里一惊，“残存在肝脏里的一公分病灶不会又开始活跃起来了吧？”2015年12月，我被确诊了肺转移。经过对左肺的转移病灶进行了伽马刀的外放疗，外加上全身化疗和靶向药索拉非尼，病灶暂时被控制住了。

2016年8月份，为了对付门静脉癌栓，我尝试了当时刚兴起的粒子植入，分别植入共27粒碘125粒子，总算是摘除了深藏在肝脏内侧的门脉癌栓，也成为了湖北省肿瘤医院前十位采用这种治疗方式的病患。

图片来源：患者提供

可我体内的癌细胞似乎就像一个“定时炸弹”，总是以一年为周期，在我慢慢遗忘它的时候重新跳脱在我眼前。

2018年4月，肝内又新发现一个肿瘤，而这一次，我们怀着冒险的心态想试试“神药”PD-1。经过审核后，我进入百泽安的临床试验。可万万没想到，最新研究的“神药”竟然给我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迫害，在第一针替雷利珠单抗注射后，谷丙转氨酶一下子从正常值飙升到五百多，谷草转氨酶更是飙升到七百多，肝功能严重受损。那时候，免疫治疗才刚刚在国内进入临床研究，医生也没有丰富的经验，看着我异常的肝功指标，他们决定先暂停我的用药。而在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可能是遭遇了免疫风暴，它令人害怕到可能成为“致命的杀手”。

停掉免疫治疗，我重新拾起了靶向药，开始用瑞戈非尼，虽然吃靶向药会带来各种副作用和不适，但相比于活着，这些小小苦难捱一捱就过去了。我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从“死神”手里边挣来的，所以我始终保持着开朗乐观，依然奋战在工作一线，想让自己有价值的活好每一天。

2019年初，左肺的肿瘤由于还有残存活性，又一次对它进行了一次速锋刀放疗。一周后复查，甲胎蛋白从八千多一下子下降到四千六，看来速锋刀的效果很明显；一个月后再次复查，甲胎蛋白骤降至五百六，我开心极了，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可两个月后甲胎蛋白又一次升高了，通过肺部CT深查原因，发现右肺又新长出两个1cm左右的肿瘤，而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复发转移了。得知复发的消息后，我接近崩溃，我完全没有想到癌细胞如此猖狂，我在这里把它清除了，它又在另一个地方爆发出来，像个粘皮糖一旦黏在身上怎么甩也甩不掉。但我又会乐观的给自己打气：“每次遇到问题，最后都迎刃而解了，这一次也总会有办法的。”

又一次入组PD-1相关的试验后，肿瘤不缩小反而增大了一倍，只能又一次告别临床试验。回到武汉后，开始使用仑伐替尼联合卡瑞利珠单抗的治疗方案，可是甲胎蛋白还是在慢慢涨，并没有被控制下来。而令人糟心的是，这时候正值2020年初，席卷武汉这座大城的遭难突然袭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武汉全程封闭，医院不接收未住院的肿瘤病人，我暂时无法改变当下的治疗方案。

疫情当前，作为一名街道办的工作者，我深知自己肩扛着众多群众安全的重任，主动加班加点投入疫情防治的工作中，有条不紊做好每一项工作。病魔在冬天好像变得更加猖狂，工作期间，左肋骨的病理性骨折和靶向药副作用的疼痛一直阴魂不散，全靠止痛栓维持运转。

等到四月份武汉解封，我在主治医师的建议下做了氩氦刀的微创手术，并进行了粒子植入，最后，终于把癌细胞彻底杀死了！

图片：红姐与她的主治医师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三月份，我的每一次复查都完美通过考核，圆满完成了八周年大关！八年间，我先后接受了12次介入、1次手术、1次置泵术、12次化疗、3次伽玛刀、2次临床试验、1次氩氦刀、2次粒子植入、3次靶向药换药。每一次治疗都是对我身体的摧残和意志的考验；每一次治疗我都要靠止疼栓和安眠药来缓解疼痛，弱小的身体已被病魔折磨得体无完肤。

患癌这八年来，我从一个“小白”成为了经验丰富的“老战友”，看着那些刚确诊的“新手们”，我总是不忍心他们走弯路、耽误治疗时机，所以我总会对一些内心恐慌的新病友进行心理疏导；和病友们探讨治疗经验；时不时分享我学习到的一些癌症知识……

在我的帮助之下，一个又一个的病友重拾对抗癌症的信心，我庆幸自己的故事能激起这么多人的信念，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援助之下实现了我个人的价值。

图片来源：患者提供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则是，我用我的亲身经历挽救了一个丧失信心的家庭。

新冠肺炎爆发期间，许多群众沉浸在恐惧与悲痛之中，舒缓群众的情绪也成为了那时候我重要的工作之一。2020年3月4日晚上，我收到了一位社区居民刘敏的求助微信，“周姐，我爸爸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我和姐姐又分别在隔离点。我妈妈快70岁了，一个人在方舱医院精神非常痛苦，你能不能替我安抚一下她。”

“好的，你把妈妈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跟她联系。这个时候一定要乐观，心情好了免疫力才好。”想着向我求助的这一家人，我心绪难平。作为子女，刘敏的焦急我将心比心；作为母亲，刘敏妈妈的担忧我感同身受；而作为病人，我太理解灾难从天而降、家庭被死亡恐惧笼罩时的痛苦与迷茫。

3月5日一早，几乎一夜未眠的我拨通了刘敏母亲的电话，说起了自己的故事。“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癌症患者，患癌后没几年，我本人也查出肝癌，医生当时宣判我活不过两个月，接连遭受打击的一家人几乎陷入绝望。为了让亲人安心，我不敢难过，每天积极接受治疗。现在七年过去了，我还活着呢，秘诀就是保持乐观、经常运动。不要总是想不开心的事情，负面情绪很容易传染给家人，要多跟方舱里的病友们聊聊天，跳跳健身操，锻炼一下身体。”在我的安抚下，刘敏一家人的情绪也从焦灼回归平静。

这样的故事我很少和外人说，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