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顺从都是不得不接受现实罢了

我是在2018年11月确诊肺腺癌，种种原因到了12月底才用上克唑替尼，2020年元旦出现头疼，做了第一次脑部检查，确定是脑转移，不得不要更换方案的时候又遇上了疫情和本地阿来进医保落实报销的问题，直到2020年6月正式和阿来搭伙过日子，其中的磕磕碰碰，吵吵闹闹，相信大家都懂！

去年下半年肝功能开始飘起来了，不受控制直线上升，怎么拉扯就是不肯下来，到了11月，谷草高达200多，无计可施的时候只能停药住院护肝，庆幸的是停药后再加上点滴的作用，肝功能明显降下来了，一周后就出院了，出院那天，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也有病友给我寄来了灿烂的花朵，我以为这个小插曲就这样圆满落幕了，从此又可以和阿来好好过日子了。

出院后在猪哥的建议下先减量用阿来同时护肝药护肝，后面根据肝功能再把阿来慢慢加上去，可我没想到不到半个月去复查肝功能，谷草又升高到了150，这还是半量，不得不又停药护肝了，这个时候仿佛回到了确诊时的那种迷茫，彷徨，不知所措，天都塌了。幸运的是肝功能慢慢降下来，我也一直密切监测着肝功能，调换着护肝药和阿来的用量，半年时间在忐忑中转瞬即逝。4月初打算提前复查去广州问诊的，后来无意中看到1月底的复查报告写着“腹膜后见数枚小淋巴结”，同时身体也出现了反应，右肩胛突然不舒服，连转身都是问题，右肩胛一直都有病灶，CT报告上这么多年都是写良性病变，这些原因让我不敢去复查了，虽然说是抗战多年的老兵，出现问题还是会焦虑不安，最后在5月5号做了复查，复查报告和上次一模一样，这让我不自信了，把身边会看片的人都找个遍，结论都是没有大的变化，说明稳定！！！

13号按计划去广州问诊肝内科和肿瘤科，咨询肝功能的问题， 虽然猪哥已经提醒我这次的问诊不会有满意的答案，当肝内科主任看都没看我做的曲线图，直接说“能不能换靶向药”的时候，我就知道站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见她是亏了；下午在肿瘤科主任的诊室门口站了3个小时得到的建议是继续减量服用阿来。不，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答案，鱼与熊掌我都想要，我想专家们帮我想办法把肝功能指标降下来，阿来用足量！

这次去广州，见了几个战友，大家一起谈论生活，说说笑笑，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亲切；而我在诊室门口也没闲着，也和等候的家属聊的热火朝天，儿子说我是社牛估计也是有原因的。感谢小曼给我安排的吃住，约了3年的人终于见到了；感谢娜娜寄来的充电宝，让我不用担心手机会没电；感谢阿平的招待，和她的交流懂得家属的压力不比病人小；也感谢猪哥的安慰，让我在迷茫的日子里有前进的方向；也感谢自己平时的锻炼，让我有体力奔跑于通向医院的各个地铁之间，特别是和同学一起的时候，她总是说跟不上我的步伐，这时我会很兴奋，原来我没有比健康人差……

去广州的第一天——问诊，地铁通勤4小时；第二天周边走走，去广州不能单纯是问诊，也可以出门走走。

所有的顺从都是不得不接受现实。人们低头，不是因为软弱，而是因为看清了挣扎的徒劳。当风暴压弯了芦苇，它并非认输，只是在等待风停的时刻。生活像一把钝刀，慢慢磨去棱角，让人学会在夹缝中呼吸。有人称之为成熟，有人叹息这是妥协，但说到底，不过是在生存与尊严之间，选择了前者。每一次沉默的退让，都是对现实的重新丈量——不是屈服，而是计算着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活下去。这世上最深的无奈，莫过于明知不公，却只能点头，然后在夜里一遍遍舔舐自己未曾愈合的反骨。很喜欢这段话，感觉这就是我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