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纪念，写在PD1停药8周年之际

  记忆就像录影带回放那样清晰，2016年4月16日，最后一支K药缓缓被注入父亲的体内。打那以后，他就完全告别了肺癌晚期患者的标签，一直保持着完全缓解的状态直至今天。八年来，在他身上不仅实现了cancer free的壮举，更是实现了medicine free的奇迹。而后者，我觉得是更弥足珍贵的。或者准确地说，在前者的基础上，实现了后者，才是一个肺癌病人真正走向痊愈的标志。

  “痊愈”，是我父亲作为一个肺癌晚期病人的标签，但如果没有“停药”这两个字，他能称之为“痊愈”吗？所以这八年以来，我在这个平台发表了好几十篇以“PD1停药××个月，继续完全缓解”的帖子。这里面的逻辑，是我父亲的完全缓解，是建立在medicine free基础上的完全缓解，在我看来，这样的完全缓解，就是痊愈本愈。

  一切的一切，都focus回八年前的我为什么能作出停药的决策上。让我们回到八年前，看看我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牌面”是怎样的：

  在大概半年的时间里，父亲已经断断续续打了六针免疫药物。其中第一针是KY，其余都是单K。为什么说是断断续续呢？因为除了第二针，其余的几针都已经在刻意拉长间隔。那么当年的我，是基于怎样的分析做出停药的决定的呢？我今天想总结一下，希望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吧：

  第一，免疫药物在父亲身上的起效，具有摧枯拉朽的特点。不同于一般的病友，我父亲在双免后，敏感标志物CA199断崖式下降。影像上，主病灶迅速被液体包裹然后吸收。同时发生炎症因子风暴导致脑梗。整个过程反应之激烈如同暴风骤雨。这与一般病友免息起效和风细雨的局面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当然，这大概率是由于我们在第一次免疫治疗中添加了Y药引起的。正是由于如此猛烈的反应，让我相信，引起我父亲患癌的免疫系统缺陷，已经在第一次KY使用后，被彻底扭转了过来。这是我为父亲停药的第一个依据。

  第二，基于第一个依据，我敢于在三针开始，就拉长用药间隔，每针拉长一周。拉长的同时，密切监控敏感标志物CA199，制作CA199的趋势曲线图，并且发现CA199的下降速度（看斜率），并不随用药间隔拉长而有所降低。这成了我为父亲停药的第二个依据。

    第三，如果说前面两个依据，都是实践层面的话，那第三个依据就是理论层面的。父亲得病后，我把免疫治疗的原理和方法论都研究了个透彻。引用陈列平的一句话：免疫治疗不同于靶向，只需要把免疫系统中偏置了的方向盘拨正，就无需持续用药去进行干扰。基于他的这句话，我自己再加了这么半句：在免疫拨正后，继续使用药物，恐怕会矫枉过正，过犹不及。当然，究竟平衡点在哪，就得在实践中去分析了。

  我很不愿意用这么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这个为了忘却的纪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我更想用这句话来做一个收尾：愿天下无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