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抢救室外住了50天

2018年8月下旬，身患胆管癌的父亲突然出现了半昏迷，起因是PD-1引起的严重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此时的我在北京一所高校刚入职不久，母亲怕影响我的前程，一直都瞒着。

一直到9月1日，父亲的情况恶化，出现意识模糊，地方医院束手无策，才连夜送来北京。

在住进急诊的第10天，父亲捧着母亲的脸，陷入了昏迷。

父亲的嗓子里卡满了浓痰，血氧数值直线往下掉，急诊室的韩医生建议我们不再做有创抢救，直言晚期胆管癌患者没有抢救价值，况且患者甲减严重，肝功能也出了问题，又合并呼吸衰竭。

见多了生死离合，医生似乎总是能坦然地面对死亡，但是躺在抢救室戴着氧气面罩，无限接近死亡的人是我的父亲，我们如何能做到撒手而去？

父亲患病已有两年多，母亲和我，以及年幼的弟弟对这一天的来临早已有心理准备，却依然无法接受父亲就这样突然离去，我们一致决定施以最积极的抢救。韩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进了抢救室给父亲插管。

一小时后，家属可以在隔离区探望。

玻璃那面，医生们在父亲身边忙碌着，父亲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嘴巴里不断地流出鲜血，哪还有平时强壮的样子。

那晚，母亲、弟弟和我，就那么坐在抢救室外的大厅里，死死地盯着那扇门。那门如同生死判官，掌握着父亲的生命，化作无形的铁链束缚着我的心脏，每一次开合，都如同雷霆一般贯穿心房。

面对父亲即将逝去的生命，恐惧和无力笼罩着我，只能默默祈祷，祈祷门里的人千万不要喊到父亲的名字，祈祷灵丹妙药的出现能立刻治好这该死的病。

然而，我只能坐在这等待宣判结果。

大约是凌晨3点，门开了，护士最终还是喊了父亲的名字，声音很是着急。

我慌忙冲了过去，好像速度够快就能阻止厄运的来临。所幸护士开口只是说交费，才感觉自己紧张到冰冷的手脚似乎恢复了一点温度，哆哆嗦嗦地一摸口袋，发现上午刚取出来的一万已经花光了。我翻出工资卡，赶忙去最近的ATM，把剩下的两万都取了出来。

缴了费，坐回抢救室门外，大脑一片空白，不清楚下一刻需要面对什么，直愣愣地坐着，等待医生给出下一步指示，如同一具行尸走肉。

之后又通知一次缴费，我们三人就这么盯着抢救室的大门，没过多久天就亮了。换班的医生护士们来交接，急诊室的王主任过来跟我说：“小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爸爸这个病，再治疗下去，也就是人财两空。他现在这么昏迷着走，可能对他来说还舒服一些。”

“谢谢您。人财两空我们也愿意，爸爸能多活一分钟都好，我们想把能做的都做了。”

王主任愣了一下，说：“我知道了。我进去和抢救室的医生传达你们的意思。”

母亲、弟弟和我在抢救室外的大厅墙角坐了整整两天，父亲仍旧没有醒来。

医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血小板上来了不少，出血基本控制住了，多少安抚了些我们紧张的神经。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边上有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在这角落的长椅上不知坐了几天。女人主动搭起话来，声音沙哑不成调，好似破锣，语气也颇为着急。

原来，抢救室里是她丈夫，两人是二婚。本在东北务农，虽然赚的不多，小日子过的却也舒坦。她自己甲状腺癌开刀，就成了这破锣嗓子。前几年丈夫查出来食管癌，现在并发脑炎昏迷了，在那扇门里面躺着，抢救了7天却一点也不见好，每天缴费一万多，把俩人多年积攒下来的10万花完了，实在是支撑不住了。也不知道丈夫能不能走出那扇门，但自己的后半生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料，这抢救室就是个无底洞，怎么也填不满。过了一会，她给婆家人打了电话，希望婆家人能拿钱来救人。

看着抢救室的门开了关，关了开，又过了一晚。

一早，女人领着两个孩子走了，接着来了另一个女人，她丈夫的姐姐，说患者才37岁，得了这毛病，家里也实在是没办法。看病钱都归他老婆管，现在他老婆已经联系不到了。

护士开了门，让我缴费，母亲给了我一张银行卡让我去取钱。我排在缴费队伍里，看着那个女人推着病床从那扇门里出来，好像是放弃抢救了。

我们三人依然坐在那扇门边上，为了每天早上半小时的探望时间。浑浑噩噩地过了几天，我和弟弟进去呼唤父亲，他竟然睁开了眼睛！

父亲迷茫而又吃力地看着周围，嘴上连着呼吸机，似乎想说什么，却也说不出来。抢救期间，神经内科会诊，诊断父亲是营养不良导致的韦尼克脑病，肌注维生素B₁后，得到了有效缓解。

看着父亲醒来，母亲、弟弟和我高兴死了……我们不断地鼓励父亲，说只是一点小毛病，让他再坚持坚持，很快就能出去了。弟弟趴在父亲的耳朵旁，讲着自己刚上初中的生活。父亲不停地摇头点头，好像对话题很感兴趣，想再多听点。母亲笑着抚摸父亲的脸，噙着眼泪。父亲虽说不出话，但也能感觉到他与我们交流的愿望。这一刻，我总觉得昏迷这么久的父亲能醒来，康复的那一天好像也就不远了。

这天晚上，来一个新患者进了抢救室。是位70多岁的老爷爷，突发心梗，送来的时候心跳呼吸都停了。在韩医生的努力下，老爷爷重新有了心跳和呼吸，但依然昏迷不醒。看着他几位家属的表情，似乎像极了前几天的我。我走过去，告诉他们，我父亲昏迷着进了抢救室，今天早上睁眼了，进了那扇门多少也算有个盼头，就在这漫长的等待里相信医生。

他们在门口等了10天，老爷爷的女儿每天抄写一次地藏经。门里却传来老爷爷血压下降，脏器衰竭的消息。人很快就没了，我坐在他们身边，什么都说不出来，那个时候，任何一句安慰的话语，都显得如此讽刺。

经过医生们几天的努力，父亲终于拔管了，进入抢救大厅留观。

离了呼吸机后的父亲，眼神迷离，毫无往日坚定的神采，茫然地扫视四周，嘴里反复地念叨着什么。有个小医生说这是谵妄，病因不明，又补了一句，谵妄出现后死亡率很高。我原本怀抱的希望瞬间破灭了，无力感又充斥着全身，想来这些天父亲的摇头点头并不是与我们交流，只是谵妄的表现，父亲会不会再也不认识我们了。

韩医生过来与我们交代了几句，说父亲同前几日一样，电解质等指标一团乱，往后的情况都是未知数，随时有可能离开。拔管带来的欣慰也一下子消失无踪，我的心也沉了底，第一次开始怀疑决定全力抢救父亲的意义。如果他真的就这么呆呆傻傻的处在谵妄里，这是他想要的生活吗？还有生活质量可言？如果治疗的目的仅仅是维持呼吸不停止，我这样强求挽留父亲的生命，是不是太自私了？

真是讽刺，两个月前我刚拿到父亲使用PD-1单抗治疗后的复查单，上面明明显示了治疗有效，肿瘤缩小近50%，而现在，却看着他躺在抢救室里。

北京医院的抢救室永远不缺患者，一个人刚刚被推了出去，下一秒就会有另一个人躺进来，像极了生死簿。这次是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肺癌晚期，他的留观病床紧挨着父亲的病床。每天，老奶奶总是微笑的看着我，说话声音中气十足，饭量也不错，由四个女儿轮流照顾。二女儿经常给我母亲带些她喜欢的稀饭，也时常关心我父亲的情况，两家很快就熟络了起来。

又等待了好几天，父亲的谵妄依然没有解决，但是电解质却慢慢恢复得了，如同黑暗里一丝微光，牵引着恢复如初的希望。老奶奶的身体状况也在医生的调养下越来越好，两家人有说有笑的，感觉一切向好。

10月4日凌晨，抢救室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把母亲弟弟和我都吵醒了。抢救室门开了，医生慌忙跑出来对着大厅喊老奶奶的名字，据说老奶奶突然咳血，血氧不足，家属需要赶紧决定是否进行有创抢救。二女儿很平静地摆了摆手，便开始给家里人打电话。

当时，我直勾勾地看着那位阿姨，惊讶于她的平静。平时我总是看着这位阿姨对老奶奶无微不至的照顾，还总是鼓励老奶奶，说快出院了，再等等，而这时她却如此地平静。

我不能明白对这么在意、这么重要的人就要离开了，而她什么都不做，平静地拒绝了抢救。那一刻，我甚至开始怀疑阿姨对老奶奶的感情。

很快，老奶奶走了，四个女儿一起平静地推着白布盖脸的病床出去了。

父亲的电解质逐渐恢复了正常，谵妄也从一直发作变成了时不时地发作一下。一直悲观保守的韩医生破天荒地使用了“乐观”两个字来形容父亲的病情。真心感谢北京医院急诊科的治疗，让希望的的曙光降临在父亲的身上。

原本老奶奶的位置上跟着又来了个老头儿，前列腺癌，并发感染。他老伴颤颤巍巍地跟着救护车把他送进来的，韩医生问她要不要下胃管。不知道是不能理解胃管的意思，还是她不能自己做决定，老太太听了好几次后依然直摇头，开始给儿子打电话。

一小时后，儿媳妇和儿子先后过来了。儿子看起来40多岁，又高又壮。老太太和儿子嗓门都大，两人围绕插不插胃管讨论了50分钟，依然没有结果。

韩医生再次出来询问，儿子并没有回答插胃管的问题，突然间就躺在地上，一边翻滚一边哭喊：“我不管！我不管！你们必须把我爸治好，不然我今天就躺在这里不走了。让你们医院也开不成！”

我头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整个大厅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这里。韩医生和保安很镇定地看着这个180 cm的壮汉在地上滚来滚去。

几分钟之后，这儿子也没有消停的意思，老太太开始跟着哭闹了起来。正在看着不知如何收场的时候，儿媳妇走过来跟韩医生交代了几句，韩医生就进去抢救了。

门刚关上，壮汉就爬了起来，坐到了老太太的旁边，母子两抱着继续哭。兴许是哭累了，安静了一会，壮汉无聊地翻起了手机。11点左右，壮汉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出了急诊大厅。

第二天早上儿媳妇把老太太劝了回去，她一个人坐在抢救室门外，等了三天，再也没见过那个壮汉。

三天之后，医生说老头儿的感染解决了，儿媳妇叫了辆车把老头儿送了回去。

终于，父亲的谵妄不再发作了，电解质恢复正常。韩医生笑容满面地把我们送回了留观室，父亲的饭量异常的好，一家四口和和乐乐地围着病床上的简易台用了顿美餐。

10月28日，出院。一家四口在医院前照了张相，照片里四个人都摆着V字形的胜利手势。

回家之后，父亲似乎食欲不错，经常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每次一听到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会立刻出去买，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饭，别提多幸福了。

但是，12月23日，晚，父亲突然发烧。

翌日一早，母亲弟弟跟我用轮椅把父亲再次推进了那个抢救室。

韩医生立刻开了检查，之后和我们说，只是小感染，别担心。但第二天，韩医生的表情凝重了起来，告诉我们严重了，是菌血症。

一周之后，父亲的感染依然没有得到控制，肾功能出现了衰竭迹象。那天晚上，父亲告诉我，他很快就会病好了，出院后开车带我们去旅游，将来我成家了，帮我带孩子。

元旦那天，父亲醒来，漠然地看着母亲、弟弟和我，不识人了。晚上，低血糖，低血氧。医生提高了抢救等级。我跟弟弟在一边，看着他半睁着眼睛，无意识地哀嚎，双手在空中抓取着什么，身上插满了管，尿管，胃管，呼吸机，还有好多看得见又好像看不见的管。

医生又来问了一次要不要做有创抢救，建议放弃抢救。好像不久前一样的场景，一样的语气，上次的全力抢救，父亲从深度昏迷中清醒。这次明明简单多了，我怎么能决定放弃放弃抢救。

接连着几天，我跑遍了北京各家医院的感染科，专家们给出了好几种方案，还借到了高干病房的抗生素。然而，这一切努力却没有成效，我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继续摇晃着脑袋，仿佛是在哭诉痛苦，想要摆脱那些束缚的管子，想再站起来，再强壮起来，像我小时候那样保护我们一家。此刻，我很想把管子都拔了，但我不敢。拔了，我就再也没有父亲了。

1月8日，父亲耗竭了全身的气力，不再摇头，不再空抓，不再哀嚎，安静地躺在那里，唯有胸口在一起一伏。那一刻，我突然就理解了那四个女儿的平静。

1月10日，上午，父亲在血氧20%的情况下坚持了三个小时，黄色液体从他眼角滑落。

下午13点14分，父亲走了，什么也没说，只是睁着眼看着我们。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动弹不得，也不能言语。即便有千句万句想说的话，都无法再告诉这个世界了。只有眼神里的最后一丝慈祥和温柔，让我深切的明白，他心里的话，不必说，我们都懂。

我们一家人，在这扇抢救室门外，断断续续地住了50天。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接骨灰的时候，我掰了一块父亲的骨头，放在了项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