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O专题 | 三位大咖共同谈论：如何与癌症和平共处？

如何与癌症和平共处？是一个所有癌症患者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2020中国肿瘤学大会（CCO）大会上，有三位大咖围绕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

互助君整理了三位大咖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问：调研中发现，患者在治疗当中有很多的诉求和不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而我们给患者的通常是补充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等，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我们应当怎样做？什么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临床治疗工作中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每一个病人的情况和诉求都不一样。所以在做治疗决定的时候，首先要和病人有充分的交流，把整个治疗的情况和目的与病人交代清楚。

它的治疗是以什么为目的呢？以淋巴瘤为例，淋巴瘤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分类，有一百多种类型，每个类型都有不同的分子生物学行为、不同治疗的策略和预后。那我们是以治愈为目的，还是以控制病人的病情，延缓疾病的发展作为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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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课书和诊疗规范上的内容，讲述的通常是一种疾病比较典型的情况。当患者的身体基本素质和病情都与教科书或诊疗规范上一致的时候，医生可以按此来治疗。

但是在临床上，患者的情况并不都和诊疗规范上一样，他需要你根据病人个体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判断。

特别是现在肿瘤病人中相当一部分病人年龄偏大，难免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即使没有基础疾病，他身体各个脏器的储备和功能也比年轻人差，所以我们在判断病人的身体情况、评估他对于治疗可能的耐受程度时，就要格外的小心。如果评估显示一些病人的潜在风险比较大，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

以上这些细节我们要跟病人说清楚，做出合适的判断，才能给病人带来安全的治疗、长久的疾病缓解甚至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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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癌症是可以治愈的，对于可以治愈的部分，我们当然要以治愈为目的，但假如是恶性程度高、明显无法治愈的癌症，通过有效的治疗让病人延缓疾病的发展，控制病情才是我们的治疗目的。而对这样的病人，我们更应该考虑病人对持续治疗的耐受程度。

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病人的身体不能承受医生的治疗计划，那什么都谈不上，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上的重要指南都有严格规定，什么样的情况下该给患者安排什么样的药物剂量，包括减量、毒性判断等等。严格按照这些原则来进行，才能够让我们更加顺利的完成治疗计划。

问：我们知道肿瘤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个不可治愈的疾病，如何面对死亡是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面对的终极的问题，您认为肿瘤的患者应当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著名的播音员叫方明，他曾经朗诵过一首诗，让我记忆深刻。他说，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他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

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书：《最后的拥抱》，讲述的是两个临终疗护的专家，藉由60个真实故事的分享，来告诉我们，死亡是上帝给的礼物，降生也是上帝给的礼物，死亡和降生是等同的事情。

一个是开始，一个是结束，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完美的。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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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给大家讲一个有关抗美援朝故事，我的中学老师，跟我差了12岁，现在看这12岁不算什么，但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他18岁我6岁，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我安安稳稳的念书，上学、放学，他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且参加了上冈岭战役。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他跟我说了那么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了上冈岭战役，还能完完整整的活下来吗？因为我当时的连长，平时骂我，说我个子小，吃的多，抗炮弹还没有劲儿，可前线打的特别厉害的时候，他就拼命的叫我在后面搬炮弹，不叫我上前线，牺牲前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是个初中生，你是读书人，我们都是大老粗，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你。

所以当时连长他们牺牲以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活在当下，抓紧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将来我死的时候不要留遗憾。

我老师去世十一年了，前几天她女儿给我发了她父亲生前写的很多文章，他其实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大附中的一个老师，但是他留下的东西特别丰富，而且特别实在。一个人活着，如果留下这些东西，我觉得也就够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活在当下，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生命充实了，过好了，不辜负你的生命，至于什么时候离开，那就交给上帝来掌握了。

问：于教授，在您的临床实践当中，您认为我们目前在癌痛姑息治疗方面，还存在着哪些问题，哪些认识的误区，我们应当如何改进？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姑息治疗，又叫缓和医疗，终末期的护理叫临终关怀，现在被正式命名为安宁疗护。这项工作对我们肿瘤专科医生来讲很重要，但是愿意献身来多做这个工作的并不多。

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其实很多，我要说的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基本都在讲创新，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当然也期望在这个方面有进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让所有的病人，哪怕是晚期的病人，活的更长，活的更好。姑息治疗则侧重于活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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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缓和医疗也好，姑息治疗也好，安宁疗护也好，也都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颠覆性的创新，他的创新在于克服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在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减少疾病本身的折磨，以及疾病治疗相关的折磨。

以癌痛治疗为例，癌痛是解决患者生活质量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在终末期的病人，他可能会有十几种症状和综合征，而且这些症状互相影响，处于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疼痛是其中最常见的症状，尽管他的病因不能驱除，但是我们了解疼痛的传导机制，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恶性循环打断，癌痛对病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就会减少，他对死亡的恐惧就会有实实在在的一份医学的帮助。

所以姑息治疗这项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是我们一门必修课程。

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医疗和患者的需求还有社会需求之间是存在缝隙的，那么我们能够给社会什么建议来帮助我们实现病人与疾病的和平共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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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远凯教授：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都在关注。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万能的，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用我们现有的知识、能力给病人提供最大的帮助。

但是这种帮助，在很多情况下与病人的期望差距挺远的，因为病人希望把病治好，而我们现在能治好的癌症病人能有多少？国家统计的最官方的数字，癌症全体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大约是40%。

对于预后较好的癌症，我们的治愈率可以达到很高，但对于像晚期肺癌这样的病人，我们整体病人的五年生存率只有不到5%，这是现实。

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公众可以正确的、全面的、客观的了解这些，这对我们医患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我们未来共同商量、一起面对癌症，都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期望值过高，最后肯定失望也是最大。

刘端祺教授：如何缩小医患之间的缝隙？如何缩小患者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缝隙？

我有这样的感觉，第一个是不要低估患者对死亡的恐惧，第二个是不要低估患者对死亡的准备。因为患者通常既有恐惧又有准备。在这方面我们我的工作是，要如何把他的恐惧转换成他对死亡的准备。

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我们接收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个一辈子过得轰轰烈烈的老太太，她是北京人，希望自己死在北京，来了北京以后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给她一个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单间。

大家知道在十几年前，北京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几乎每个医院床位都很紧张，她就通过人找到了我们，我说这个要求我们应该尽量满足，所以我们给她开辟了个小的房间，邀请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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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谈话中，她就说我准备死了，我问那你为什么选择这里？她说在这里，我死的时候，我可能可以拥有我想要满足的东西，我问是什么？她说，我两次婚姻大概有十几个子孙，他们来自于不同国籍不同肤色，我希望在我去世前，他们能够齐聚在北京送我一下。后来我们就满足了她这个要求。

我们可以看见，她其实是直面死亡的，我们满足了她这个需求后，她走的非常平静。所以我们如何来缩小病人的需求和医生和社会的缝隙，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于世英教授：站在我的角度，我补充一下我们普通医生的想法：就是让这些晚期癌症病人即使不能根治，也能够与癌和平共处，在可能的情况下让病人活得更长。

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些新的进展，让病人知道我们不是放弃他，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延长他的生存，让病人在现有的基础上活得更好，一直到生命的终点。这是我们目标。

而这一点要做到更加考验我们医生、护理人员以及他的陪护者的耐心。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知道病人自己的意愿、他潜在的能力、他周边的、能够调动的资源。

但是最关键还是我们自身能够做的事情：照顾好我们自己的病人，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