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钊猷院士谈控癌：游泳、买菜都可以成为“抗癌处方”

生、老、病、死，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留下医生的印迹，他们为你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帮你回归健康的生活。

行医几十年，感悟万万千。走过漫漫从医路，医生最想道出的心声是什么？

在《生命时报》第1266期第5版刊发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撰写的《四位患者带给我的启迪》，结合他64年从医经验，畅谈对国人抗击癌症的观察和思考。

汤钊猷，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自1954年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毕业，我迈入医疗行业已有64年之久。医路漫漫，探究不止，这几十年来，我从血管外科到肝癌的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一直在不断摸索。如今，我有很多话想对大家说。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患者

我出生于1930年，毕业后从事的是血管外科，在当时算得上最早研究小血管、显微血管外科的人。1965年，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杨东岳教授为了帮助缺少拇指的人，想研究出一个“用游离足趾移植到拇指处”的方法，我也加入其中，后来连续成功救治了5个患者。

这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首创的“游离足趾再造拇指手术”。我在血管外科算是有了一些进展。但38岁时，我遇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患者。

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个上海锅炉厂的劳模工人，检查出肝癌晚期，整个肝脏右侧都被癌灶占据，左边肝脏也有几个癌灶。

那时，工宣队组织医院的一个小班子去抢救，我也被选中了。照现在来看，这个患者已经不适合手术了。但当时，大家都想尽全力去抢救，尽可能做点事情，于是我们决定给患者开刀。

我记得，这个患者的手术从早持续到晚，足足有十几个钟头，因为肿瘤太大了，血就输了五六千毫升。我们把患者右边的肝拿掉了，但左边还有瘤子，怎么办？

那时候，我们真是想得很积极，临时叫来同位素室，做了个“小原子弹”（将放射性磷-32放入玻璃管，磷-32可以通过射线来杀灭肿瘤，再把小玻璃管埋入癌结节）。当时，我们的确尽了一切努力和可能去消灭这个癌。

这个工人之前就有肝硬化，但工作一直很卖力。重度劳动使肝脏变得像菠萝一样坑坑洼洼，手术后出现了黄疸、腹水。院里又紧急组织了一个抢救和护理班子，我担任班组长。这一护理花了3个月时间。

这个患者最后还是走了。虽然家属和单位都非常感谢我们，但我们的心情很复杂，尽了一切努力，结果还是没留住患者。

当时，周恩来总理有个号召——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的医学一定要战胜它！于是，医院决定成立一个肿瘤小组，让我担任组长。

我内心十分矛盾，在血管外科待了十年，花了几年工夫把文献、书籍都看了，现在若去从事癌症治疗，等于要改行。但那时，我的思想很简单，觉得既然有这个需要，就去做吧。从1968年开始，我改行做了肿瘤医生，一直到现在，快半个世纪了。

让我获得最大享受的患者

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最大的享受就是通过努力把患者治好，让他们生活美满。

曾有一个潘姓患者，甲胎蛋白验血时查出了小肝癌，我们劝她开刀。但在1975年，凭验血查出肝癌，又要开刀，很多患者都不接受。

但这个患者最后还是听了劝，开刀后果然发现了癌，成功切除了。如今，40年过去了，患者身体很好，家庭美满。这个患者的康复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享受之一。

1971年，美国学者统计，全世界65年内只收集到45个肝癌患者活过5年以上，我的这个患者已经活了40年！迄今为止，我们的肝癌研究所已有将近3000个肝癌患者活过5年。

过去，肝癌患者被认为只能活2~5个月，而通过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活过5年不是问题。尽管我这一辈子很劳累，但看到患者工作很好、生活幸福，心里就感到莫大的安慰。

这个患者还给了我一些启迪：医生不能只停留在现有医学诊断治疗的知识水平上，还要不断质疑，不断创新。

首先，质疑肝癌是不是急转直下的疾病，如果不质疑，那么肝癌患者在3个月内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采用了另一个途径，去寻找患者、筛选患者、普查患者，找到了再给患者做手术。

过去认为，肝癌诊断看四大症状，还有同位素扫描、占位性病变。但小肝癌没有症状，也没有占位性病变。还有，过去的手术一定要把半个肝拿掉。如果患者有肝硬化，就等于切除大部分肝脏，风险极大。因此，我们只做局部切除。

以前还认为，肝癌复发就不能手术了。我们经过几年实践、随访发现，复发小、无症状的肝癌再次手术的效果很好。通过一系列质疑，我们完成了小肝癌研究，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让我重视辨证思维的患者

1991年，有一位张姓大学教师来找我。这位患者很瘦，但肿瘤竟然有西瓜般大小，根本无法手术治疗。我就想，小肝癌已经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大肝癌难道没办法应对吗？大肝癌难道没有可能变小吗?如果大肿瘤变小，手术也就成为了可能。问题是怎么让它变小？

那几年，我们通过很多动物实验发现了1+1>2。这个疗法本身无法使肿瘤缩小，单独使用另一个疗法也无效，但两个疗法加起来说不定就能使肿瘤缩小，我们叫它1+1>2。

经过动物实验，我们认为肝动脉结扎、肝动脉插管、化疗灌注的老办法，效果不够理想，最好找点新方法。于是，我们寄希望于八九十年代研究‘’的肝癌导向治疗，也就是如今的靶向治疗。

在那时，导向治疗主要研究的是抗体，只进行了十年左右。于是，我们跟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所合作，用可以有效接触肿瘤的抗体，带上一个“原子弹”，就是放射性碘-131，打入肝动脉导管。

经过8个月的治疗，肿瘤缩小到苹果般大小，被成功切除。原来大肝癌切除，5年生存率不超过10%。而缩小后切除的效果和小肝癌切除的效果差不多。这个患者的肿瘤切除后，我们每年都在随访，二十几年了都没有复发。每年他都会寄贺年卡给我。

这个患者给我的启迪就是：做医生要重视辩证思维。大和小看似矛盾，其实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大”也就说不清何谓“小”，有了“大”才能看得出“小”。更重要的是大和小可以相互转化。我们平常只看到肝癌会由小到大，但没想过大肝癌是否可以慢慢变小。

做医生不能只忙于做手术、看门诊、查病房，还得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辩证思维就是软实力的一个部分，要敢于面对一些重大的矛盾，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促进它的转化，让不能治疗变成能治疗，让不治之症变成可治之症。

让我思考中国特色医疗的患者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现在保存下来的世界几大文明之中，中华文明能算是最主要的了，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第四个患者就让我思考了这个问题。

前年国庆节，有个广东患者打电话给我，说他来上海旅游，想来看看我。电话中他提到，听从了我的建议后，一直在游泳。听到这句话，我很感兴趣。

原来，这个患者2001年发现了肝癌，做了手术切除。但病理显示肿瘤旁的血管和门静脉都有癌栓，又做了化疗，化疗后一年多复发了，复发后再手术，手术后不久又复发了，又做了射频……几乎一年复发1次，一共复发了5次。

2005年，他来找我看病，说老办法没用了。我建议他打点干扰素，预防癌症转移复发。因为他正值中年，会游泳。我让他不妨试试每天进行适度的游泳。功夫没白费，8年后，这个患者红光满面、走路很精神，癌症也没有复发。

我想，这件事说不定跟游泳和干扰素有关。从那以后，我慢慢想到，可能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学习国外现有的诊疗技术，也可以研究一些自己的新方法，包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最早研究了导向治疗，是不是还可以思考怎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医疗。

游泳到底有没有用？后来，我的一个博士生做了有关游泳的动物实验，把肝癌种到老鼠肝脏里，然后手术切除。结果发现，游泳的老鼠大概活了70天，不游泳的活了60天，游过度的只活了50天，看来适度游泳还是有用的。

这跟大脑中一种叫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有关，适度游泳可以促进多巴胺分泌，过度游泳则导致多巴胺降低。多巴胺本身可以直接抑制肿瘤生长，而且也能增强免疫力。这证明，游泳调动了身体的抗癌能力。

如今，我这里大约有10个患者，都用这个办法，现在都活得很好。这算得上是中国特色医疗。不用过多药物，而是通过多方面综合作用，既消灭肿瘤、改造残癌，又调动患者的积极因素。

我在《消灭与改造并举》这本书上说了，不会游泳，可以去买菜，可以做些其他活动。目前，多项研究证明，适当运动可以延长很多肿瘤患者的生存时间。

这个患者给我的启迪就是：我们要思考，怎么来发展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受益于14亿人民的医疗办法。

来源：《生命时报》作者：邓玉